錢謙益那封回信傳遍京城的第三天，行政學院的值房裡開始出現了一種以前沒有過的沉默。
不是沒人說話，是說話的人說著說著忽然停了一下，像是在重新衡量自己剛才那句話的分量夠不夠重。史可法注意到了這個變化。他那天下午照常在學院裡巡查各班的討論情況，走到第三間教室門口時，聽見裡面正在討論《新學通論》目錄中的經義居末這一編排方式。有人站在桌邊說錢先生這框架已經夠用了，另一個人坐在窗邊說夠用是夠用，但方向不對，他把順序排錯了。兩方你來我往說了幾個回合，聲調沒有升高，但內容本身的熱度已經不再需要升調來支撐了。
史可法站在門口聽了一會兒，沒有進去。他站在門口聽了一陣，然後轉身走回自己的值房，在紙上寫了幾個字：崇實內部已有分歧。他寫完之後把紙摺好放進抽屜，沒有立刻上報。
當天傍晚，值房裡圍了幾個人，張紹平也在其中。幾個人沒有約定，只是到了散值時間不約而同地留了下來，像是各自心裡都有話沒說完。最先開口的是一個剛從外地調來的年輕推官姓呂，二十出頭，說話的速度比常人快一些，像是怕話說到一半會被人截住：錢先生那個框架，我是服的。他把字提出來，把經義放在第三篇，這個思路是對的。但我想問一句——它嗎？書裡講的都是大道理，可怎麼落地、怎麼改、怎麼具體操作，全沒寫。框架再好，沒有路，我們拿什麼走？
旁邊坐著的是行政學院一位較早畢業的學員，比呂推官年長几歲，說話慢一些：你這話不對。框架本來就不是路線，框架是地圖。錢先生給了地圖，路是我們自己去走的。你要求一本通論把每一步都寫清楚，那它就不叫通論了，叫地方誌。
呂推官搖了搖頭：我擔心的不是它寫沒寫清楚。我擔心的是，拿了這張地圖的人，會覺得走到地圖邊界就夠遠了。
這句話讓屋子裡安靜了一小會兒。在場的人都聽懂了它的意思——錢謙益的框架雖然比舊儒學前進了一大步，但它本質上是在舊學的基礎上修補和擴充套件，而不是重新劃定根基。如果崇實派接受這個框架作為終點，那就會變成改一點，而不是改到底。
張紹平一直沒有說話。他坐在靠牆的位置上，手裡拿著一支筆，但筆尖沒有落在紙上，只是擱在指間來回轉了兩圈。等到其他人把各自的觀點都說完一遍之後，他才開口：我同意呂推官說的，錢先生的框架確實有邊界。但我不認同他說走到邊界就夠了是一個威脅——邊界本身就是用來被檢驗的。你走到了邊界，發現了邊界，然後試一下能不能往外推一點。能推就推，不能推就回來重新找路。這才是字的意思，不是拿一張地圖說這就是終點
呂推官看了張紹平一眼，像是想接話，但最終沒有立刻開口。旁邊的幾個人各自換了一下坐姿，有人把茶盞端起來又放回去，有人低頭看了看自己面前的桌面。那句話像一塊石頭落在了桌案中央，沒有砸碎任何東西，但所有在場的人都感受到了它的重量。
這場討論結束之後，史可法把當天的情況記進了學院的內部日誌裡，只記了事實，沒有加任何評價：天啟七年臘月，值房內就錢謙益《新學通論》框架之適用範圍展開討論。兩方意見不一，暫未形成統一立場。他寫完之後把日誌合上放回書架，但心裡清楚，兩邊的立場差異還會繼續擴大——因為夠不夠用這個問題本身是不會自行解決的。
一週之後，行政學院東走廊的牆上多了一塊木牌，上面寫著平實社三個字。三天之後，走廊西側的牆上又多了另一塊木牌，寫著求實社三個字。兩塊牌子之間隔著整條走廊的距離，像是有人刻意保留了那段空間，讓兩邊的成員每天抬頭都能看見對方的存在，但又隔著一段無法輕易跨越的距離。
史可法路過走廊時，在那兩塊牌子之間站了一會兒，然後繼續往前走。他沒有走到任何一邊去，但他在路過求實社那塊牌子的時候，腳步略微慢了一拍，像是在確認它的刻痕深淺，然後繼續走向走廊盡頭的值房。
同時，錢謙益本人並不知道這些爭論。他在常熟的書房裡繼續校對著那部書的第二稿，偶爾停下來給某個需要重新措辭的段落畫一道標記，寫完一個章節的校注後擱筆片刻，起身走到窗前換一口氣，又坐下來翻到下一頁。他偶爾也會翻回到前面已經校完的章節，在同一段話旁邊加上一條新的註文，或者劃掉一個詞，換上另一個。翻頁時指腹偶爾在頁角停留一下，像是在確認自己寫過的段落是否真的值得保留。那兩塊掛在行政學院走廊兩側的木牌上的字，他還沒有親眼看見過。但風從東走廊灌進去的時候，會把西側那塊牌子上的灰吹落一些，落到地面上，被往來的人踩過之後變成一道極淺的灰痕——然後在下一次有人打掃時被一併掃走，留在空蕩蕩的走廊裡，不知道何時才會再度落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