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封信出現在《京華簡報》副刊上的時候，沒有標題，沒有編者按，只在文章開頭用稍大一號的字印了一行字：致國子監諸同僚書。落款是沈文翰，國子監五經博士，在監中教授《春秋》已有十五年。
沈文翰不是那種會主動站到風口浪尖上的人。五經博士的職位不算高，在國子監裡排在中游，既不在決策層也不在邊緣，平時不常出現在朝堂的公開討論中。他寫這封信的原因，據他自己在信中所說，是因為近月讀了一本書，那本書翻來覆去讀了四遍，讀到第四遍的時候，他決定把一些想法寫下來。
信的開頭第一段是這麼寫的：同僚中有知我者，當知我素不喜新學之說。錢氏《新學通論》初刊之日，我未曾購，未曾借，未曾問人借閱。有人提及此書，我多以二字應之。此非偏見，乃是守舊。舊物未讀完，不敢輕言新物之優劣。
他寫到第二段的時候，語氣溫和地轉向了自己的轉變：然上月有人將一本《新學通論》置於我案頭，我本欲還之，不知為何擱下了。某夜無事，翻開一頁，未料竟翻至天明。次日又翻，此後數日，每日皆有新得。我如今仍未完全同意錢先生所言，其中若干論斷我仍有保留，但有一點我不得不承認——他說的許多話，是我過去從未想過的問題。
信的中間部分列了幾條他讀後所受的觸動：其一，實務不可廢。過去我視實務為吏員之事，君子不必深究。然錢氏以字貫穿實務之中，使實務亦有了理據。這個理據未必完備，但確是一條可以繼續走下去的路徑。其二，經義不可獨撐天下。經義講的是應當如何，實務講的是如何做到。若不知如何做到，則應當如何終成空談。其三，讀書不可只讀一家。我讀《春秋》多年，自覺已有所得。然此書所涉及的視野廣度提醒我，只讀一家之書所得之見終究有限——我在自己的領域裡站得太久，忘了圍牆外還有人在種別的東西。
結尾的部分他寫得很剋制，沒有呼籲任何人跟他一樣轉變立場，只做了一個個人宣告：我仍未完全同意他們。但我已開始讀他們的書。或許有人視此為退讓，我卻視此為前進。讀完了，再決定同不同意，比未讀便反對更對得起讀了一輩子書的人。
這封信在《京華簡報》副刊刊出之後，國子監值房那邊最先有了反應。當天下午，有人在公告欄旁邊貼了一張紙條，上面只寫了一句話：沈博士的信我讀了三遍。我也開始讀了。紙條沒有署名。第二天那張紙條旁邊又多了一張：讀完第一章，暫時還不同意。但會繼續讀下去。
第三天，值房的茶桌上有人放了一本《新學通論》，翻開到序言那一頁，頁邊用鉛筆寫了一行批註：沈文翰這封信比我想象的誠懇。一個教習路過時看了一眼那行批註，沒有留下任何回應。當他走過迴廊時，他注意到沈文翰正從對面的走廊盡頭走來，兩人隔著院子互相點了一下頭，沒有停下交談，各自走過了對方身側。
國子監之外的回應來得更直接。劉掌櫃書鋪的賬本在信件見報之後的三天內多了一百多筆《新學通論》的銷售記錄，其中有不少是國子監的地址。有學生一次買三本，說是替先生帶的，先生說想看看這本讓沈博士翻了一夜的書到底寫了什麼。還有一個穿舊青衫的人進門之後什麼也沒說，放下六文錢拿走一本，走到門口才回頭問了一句：沈文翰那封信，你們還有存底嗎？劉掌櫃說報紙上還有，那人點了點頭走了，沒有買第二本，像是在確認它是否還會繼續出現。
當天夜裡，周汝弼值房的燈亮到很晚。沈文翰的信被抄了一份放在他桌上，旁邊放著一本《新學通論》。他批完最後一本課業之後，把那封信從頭到尾看了一遍，看到未讀便反對更對不起讀了一輩子書的人這一句時，他停了一下，把信紙放在桌上。他沒有批註，沒有寫回信，沒有把書放回書架，也沒有把它合上。他只是坐了一會兒，然後拿起那本《新學通論》翻到第一章，讀了一頁。那一頁的頁角被折了一個小角——不是故意折的，像是翻頁時手沒有完全拿穩，在頁緣留下了一道淺痕，隨後被按平了。
而那封信在三天之內被多家報紙轉載，有人摘錄了其中一段單獨印成小頁分發，小頁的標題只有三個字：我已讀。這三個字比信本身更短，卻比它更頻繁地出現在各處茶桌和書鋪的桌面上，像是有人在用最少的筆畫向周圍的人確認——自己也正在翻開同一本書。
三天之後的傍晚，一個穿著半舊灰袍的人走進國子監大門，在值房門口停了一下，把一封信從門縫裡塞了進去。信封上寫著沈文翰先生啟六個字，沒有署名，裡面只有一頁紙，紙上寫了一句話：你寫的讀完了再決定同不同意，我正在試。沈文翰收到信之後沒有回信。他把信紙摺好放進了書架上那本《新學通論》的扉頁夾層裡，然後重新合上了書。當天夜裡，那封信的回覆陸續出現在各處，其中一條沒有署名，落在琉璃廠牆根下一個賣舊書的攤位旁邊，被人撿起來夾進了一本待售的書中。那頁紙上的墨跡已經幹了，字跡穩定，像是翻折時被反覆壓平過多次，已經習慣了保持平整——但它還沒有被寫滿，底部還留著足夠容納三行新字的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