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明遠關上了房門。
屋外的嘈雜被木門阻隔，只剩下父親壓抑的咳嗽，以及母親收拾碗筷的輕微碰撞聲。
他走到窗邊。
老舊的窗框外，是二零零三年的夏天。
街角的音像店正用嘶啞的大喇叭，一遍遍放著陳奕迅的《十年》。
樓下那間煙火氣十足的小平房，是縣裡最火的碟片出租屋，成群的年輕人湧進湧出，興高采烈地挑選著港臺的槍戰片和武俠劇。
這一切，都帶著一股獨屬於千禧年初，鮮活而又粗糲的生命力。
張明遠的視線，緩緩落回自己那張斑駁的舊書桌。
桌角，堆著《行政能力測試》、《申論高分策》，一本本熟悉的複習資料，像一座墳，埋葬著他上一世的起點。
他的父親叫張建華，兄弟三人裡排行老二。
三叔張建軍早早南下闖蕩，鮮少回家。
而大伯張建國，也就是堂哥張鵬程的父親，在縣運輸公司當個不大不小的領導。
爺爺還健在。
在張明遠的記憶裡，那位老人家的偏心，是刻在臉上的。
他見了張鵬程，臉上的褶子能笑成一朵菊花，張口閉口都是“我的金孫孫”。
而見了張明遠，連眼皮都懶得掀動一下。
用老爺子的話講，他的金孫孫是名牌大學畢業，天生就是吃公家飯的料。
至於張明遠，雖然也是個大學生，但不過是個二本，丟了老張家的臉。
前世幾十年，他那個最孝順的父親張建華，就像一頭被蒙上眼睛的驢，被大伯一家當成血牛，榨乾了最後一滴血，卻連一句好話都沒換來。
記憶深處，一個場景猛地扎進腦海。
是父親意外腦梗，躺在醫院急等救命的手術費。
遠在外地的三叔，二話不說，立刻匯來兩萬。
而住在一個縣城的大伯一家，卻裝聾作啞。
母親丁淑蘭走投無路，只能拉著他，把臉皮踩在腳下，上門去借。
大伯母翹著腿在客廳看電視，眼角都沒掃他們母子一下。
許久，他那位已經當上科員的堂哥張鵬程，才端著一杯熱茶，慢悠悠地從裡屋晃出來。
張鵬程對著他母親，說了一句讓張明遠記了一輩子、恨了一輩子的話。
“二嬸，二叔的病，我們也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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