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病了。不是那種來勢洶洶、一下子就把人擊倒的病，而是一種緩慢的、一點一點地、像潮水一樣漫上來的病。先是腿，走不動了，從菜市場走到家門口要歇兩回。然後是手，拿不住東西了，鍋鏟會從手裡滑掉，菜刀會切到手指。最後是眼睛，看不清了，針穿不進線了，縫紉機的針會扎偏，把布料扎出一個個細小的、不該有的洞。
母親在電話裡說的。她的聲音很平，平到像在唸一份天氣預報。但沈念聽見了那個“平”下面的東西——不是悲傷，不是恐懼，而是一種更深的、像認命一樣的東西。她早就知道這一天會來，從她離開那個小城、來到上海的那一天起，她就在準備了。每一次打電話，每一次影片，每一次在螢幕上看見母親花白的頭髮、深深的皺紋、那圈越來越淡的漣漪，她都在準備。她準備了很多年。但她還是沒有準備好。
陸沉接完電話，在陽臺上站了很久。他手撐著欄杆，看著黃浦江，一句話也不說。他的背影很首，很硬，像一棵在風裡站了太久、己經被風吹彎了、但還是不肯倒下的樹。沈念站在他身後，看著他，看著他被風吹起的衣角，看著他己經全白的頭髮，看著他微微聳起的肩膀。她知道他在哭。不是那種嚎啕大哭，而是無聲的、眼淚從眼眶裡湧出來、順著臉頰流下去、滴在欄杆上、被風吹乾的那種哭。她沒有走過去，沒有叫他，沒有做任何多餘的事情。她只是站在那裡，在他身後，在他看不見的地方，陪著他。
沈念請了假，和陸沉一起回了老家。林曉沒有去，她留在上海照顧沈唸的那盆薄荷。薄荷己經長得很茂盛了，從花盆裡溢位來，垂在陽臺的欄杆外面，像一道綠色的瀑布。林曉每天早上會給它澆水，用手摸摸它的葉子，把發黃的摘掉，把長歪的扶正。她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會想起外婆。不是因為外婆喜歡薄荷，而是因為外婆也是這樣照顧她的——在她還小的時候，在那些她還不記事的日子裡，外婆也是這樣，每天早上給她換尿布、餵奶、洗臉、穿衣服，用手摸摸她的額頭，看有沒有發燒，把發黃的指甲剪掉，把長歪的姿勢扶正。外婆照顧了她母親，母親照顧了她，她現在，在十六樓的陽臺上，照顧著一盆薄荷。迴圈。不會停。
高鐵很快，一個多小時就到了。沈念和陸沉從車站出來，坐上了一輛破舊的計程車，在坑坑窪窪的馬路上顛簸了二十多分鐘，到了那個小城。小城不大，從東到西騎腳踏車半個小時就能橫穿。街道很窄，兩邊的房子很老，牆上爬滿了爬山虎，藤蔓在春天的陽光中綠得發黑。外婆住在一條巷子的盡頭，一棟三層的、紅磚砌的、沒有電梯的老樓。樓梯很窄，扶手生了鏽，每一級臺階都發出不同的聲音——有的尖銳，有的沉悶，有的像嘆息，有的像呻吟。
陸沉走在前面，沈念跟在後面。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走得很穩，像在丈量什麼。這條路他走了十八年，從小學走到初中，從初中走到高中，從高中走到大學。他閉著眼睛都能走。但今天他走得很慢，慢到像第一次走，慢到像怕走完了就再也沒有機會走了。他怕的不是路會消失，而是路的盡頭那個等他的人，會消失。她己經在消失了。從腿開始，到手，到眼睛，一點一點的，像一幅被水浸泡的畫，顏色在褪，線條在模糊，輪廓在散開。他趕在她完全消失之前回來了。他想看她最後一眼，不是最後一眼，是多一眼。再多一眼。
三樓，走廊盡頭，一扇深綠色的木門。門上的漆己經起皮了，露出一塊塊深淺不一的綠色，像一張褪色的地圖。門把手上掛著一個塑膠袋，袋子裡裝著幾根蔥和一塊豆腐。是外婆早上買的。她還能走，還能去買菜，雖然走得慢，雖然要歇好幾回，但她還能走。她還在活著，在做著那些最普通的、最日常的、最不值一提的事情。她還在。她還在。
陸沉掏出鑰匙，插進鎖孔。鑰匙是銅色的，很老了，鑰匙柄上什麼都沒有，沒有符號，沒有刻字，只是一把普通的、老式的、用了很多年的鑰匙。他轉動鑰匙，鎖芯發出了一聲沉悶的咔嗒。門開了。門後是一間很小的、光線昏暗的、堆滿了東西的屋子。客廳不大，沙發是舊的，茶几是舊的，電視機是舊的。牆上掛著照片——陸沉小時候的，陸沉大學畢業後在上海拍的，沈念滿月時裹著白色棉布裙子的。沒有她自己的。她永遠在鏡頭的後面，在相機的取景器後面，在所有那些被定格、被放大、被裝進相框、被掛在牆上的瞬間的背面。
外婆坐在沙發上，蓋著一條毛毯，在看電視。電視裡在播一檔烹飪節目，一個胖胖的廚師在教人做紅燒肉。她看得很認真，眼睛眯著，頭微微歪著，像一個在認真聽課的小學生。她聽見門響，轉過頭，看見了陸沉。她的眼睛亮了一下。只是一下，很短。但那一下里有全部的光。
“回來了？”她說。
“回來了。”陸沉說。
她點了點頭，目光從陸沉身上移到沈念身上，停了一下。她在看沈念脖子上的長命鎖，兩枚，一枚新一些，一枚舊一些，一枚亮一些，一枚暗一些。她伸出手，用粗糙的、指節突出、佈滿了老人斑和青筋的手指，摸了摸那枚舊的。鎖在她的指尖下微微地、幾乎不可察覺地動了一下，像是回應，像是在說——我還在。你給我的溫度，我還在。你讓我傳下去的話，我還在傳。
沈念在老家待了三天。三天裡，她做了一件事——她把外婆的縫紉機修好了。不是她修的，是她打電話給林曉，林曉在網上找了一個修縫紉機的師傅，師傅騎著電動車穿過半個小城，在三樓的走廊盡頭，敲開了那扇深綠色的木門。師傅很年輕，不到三十歲，戴著一副黑框眼鏡，手裡提著一個工具箱。他蹲在那臺老掉牙的縫紉機前面，開啟工具箱，把裡面的零件一個一個地拆下來。零件很小，很密，很舊，有的生了鏽，有的磨平了齒，有的斷了。他把壞的換掉，把鏽的擦亮，把磨平的用銼刀銼出新的齒。縫紉機修好了。他踩了一下踏板，機針上下跳動，發出噠噠噠的聲音。和從前一樣。
外婆從沙發上站起來，走過來，在縫紉機前坐下來。她把一塊舊布塞到機針下面，踩動踏板。布在機針下移動著，針腳細密而均勻，和從前一樣。她的眼睛看不清了，手也抖了，但她的腳還記得。她的腳踩在踏板上，一起一伏的，像一個人在呼吸，像一顆心在跳動，像一個在黑暗中走了很久的人，終於看見了光。她踩了很久。噠噠噠，噠噠噠。那聲音在老房子裡迴盪著，穿過客廳，穿過走廊，穿過那扇深綠色的木門，飄到巷子裡，飄到天空中，飄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她在用縫紉機對這個世界說——我還在。我的手在抖，我的眼睛看不清，但我的腳還記得。我的腳還記得怎麼踩踏板，怎麼讓機針上下跳動，怎麼在布上留下那些細密的、均勻的、像心跳一樣的針腳。
三天後，沈念和陸沉要走了。外婆站在門口，手裡拄著一根柺杖，不是木頭的，是鋁合金的，可以調節高度，手柄處包著一層黑色的海綿。她站在門口，像一棵被風吹彎了腰的樹。她看著陸沉，看了很久。然後她伸出手，摸了摸陸沉的頭髮。他的頭髮全白了，比她白得還早，還徹底。她的手指在他的頭髮上停了一下，然後收回去，握住了柺杖的手柄。
“走吧。”她說，“不用惦記我。我沒事。”
陸沉沒有說話。他轉過身，走了。沈念跟在他後面，走到樓梯拐角的時候，她忍不住回過頭，看了外婆一眼。外婆還站在門口，還拄著那根鋁合金的柺杖，還穿著那件洗得發白的碎花襯衫。她的嘴角還有那圈漣漪。在昏暗的走廊燈光中，那圈漣漪像一圈圈擴散的水波，從嘴角到臉頰，從臉頰到眼角，從眼角到鬢角那些深深的、像樹根一樣的皺紋裡。她站在那裡，像一幅被水浸泡了太久的畫，顏色在褪，線條在模糊，輪廓在散開。但她還在。在褪完之前，在模糊之前，在散開之前，她還在。
他們走下樓，走過生鏽的扶手，走過那些發出不同聲音的臺階，走過那條坑坑窪窪的馬路，坐上了回上海的高鐵。沈念靠在座椅上，閉著眼睛。她的口袋裡裝著一樣東西——不是外婆給的，是她自己拿的。是縫紉機上的一顆螺絲。很小，很舊，生了鏽。是師傅換下來的那些壞零件中的一個，本來要扔掉的，她留下來了。她把那顆螺絲握在手心裡，感覺著它的溫度。螺絲是涼的，鐵的，生鏽的表面有些扎手。但那種扎不是疼，是一種提醒——你到過這裡，你見過她，你聽過縫紉機的聲音，你聞過老房子裡的氣味。她還在。在你手心裡，在你口袋裡，在你每一次呼吸和每一次心跳中，她還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