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車抵達華沙西站的時候，午後的陽光正從雲層的邊緣傾瀉下來，把站臺頂棚上的鐵皮照成一片暖洋洋的金色。
車站的建築風格比佈列斯特那邊明顯更“歐洲”——磚紅色的外牆，拱形窗戶的頂部嵌著淺色石質裝飾線，站名牌上的字母是鑄鐵的，漆面在日曬和風吹中被時間打磨成了一種半啞光的深藍色。
托洛茨基走出車廂的時候，站臺上已經有人等著了。
波蘭方面的對接同志有五個人，為首的是一位戴淺灰色氈帽的中年男人，叫布羅尼斯瓦夫·科瓦爾斯基，四十六歲，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的鐵路與運輸協調委員會的負責人。
他的面孔輪廓硬朗，嘴角壓著一條略微緊繃的線條，但看見托洛茨基走下踏板時，那條線條微微鬆開了一些。
“列夫·達維多維奇同志，你好。”
科瓦爾斯基向前迎了兩步，伸出手來握了握，
“我是科瓦爾斯基，路上辛苦。
柏林那邊的行程還有時間，我們在這邊安排了簡短的會談。
主要是之前貴方提出的那段換軌站週轉問題，我們做了詳細排查，想當面跟您交流。”
托洛茨基跟科瓦爾斯基握了手，又依次跟其他幾位同志點頭致意，然後拎著那隻公文包，跟著他們沿著站臺向外走去。
站臺外的廣場上停著一輛深灰色的轎車，車身乾淨，窗玻璃擦得透亮，車門口站著一個穿深藍制服的司機，見人來了便上前一步拉開了後座門。
會面的地點在華沙市中心一棟淺米色的老建築裡，二樓的一間房間被臨時佈置成了會談室。
長桌上鋪著白布，擺著幾杯熱茶和一隻裝了點心的搪瓷盤。
窗戶朝南開著，陽光從視窗湧進來，把桌面上攤開的一份波蘭文和德文並列的貨運時間表照得清清楚楚。
托洛茨基坐定之後沒有寒暄太多，直接把自己的那份檔案從公文包裡取出來，翻到用鉛筆做了標記的那一頁。
“科瓦爾斯基同志，我們在莫斯科那邊對接的換軌站週轉資料，最近兩週出現了明顯的延遲。
從波蘭段進入蘇聯段的貨運列車平均滯留時間從原來的二十二小時增加到了三十三小時。
這個變化對我們的物資排程影響不小。
我出發之前核實過具體數字，差不多有八到十趟的物資因為卡在換軌站而沒能按時裝車東運。”
科瓦爾斯基身體微微前傾，把雙手放在桌面上，指尖相對。
他沒有急著辯解，而是先從桌面側面的檔案架裡抽出一本裝訂好的記錄冊，翻到貼著藍色標籤的那一頁。
“列夫·達維多維奇同志，您反映的情況我們已經核實了。
延遲的原因是這樣的——”
他把記錄冊轉過來，讓托洛茨基能看清上面手寫的記錄。那幾頁紙上按日期排列著一串車次編號和對應的貨物類別，最後一列寫著“特殊標註”，其中將近一半的條目後面都用紅筆寫了一個縮寫。
“從德國方面經由波蘭轉運進入蘇聯的物資中，有一批標註為“一級優先”的防化裝備——防毒面具、防護服、洗消裝置和相應的試劑。
這批物資的數量比我們最初預估的要大得多。
德國方面的運輸部門在一週之內連續發出了四趟專列，全部走波蘭段的中轉線路，佔用換軌站的處理能力超過了正常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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