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密特安靜地聽著。
韋格納繼續說：
“所以我說時間不夠。
不是說我們這一代人的生命太短了，而是說歷史遺留的問題不會等我們慢慢處理。
我們在亞非支援建立了新的政權，但那些政權裡的幹部，很多是在舊社會長大、受過舊式教育的人。
他們中的多數人是真誠的、願意改的，但真誠不等於腦子裡沒有舊的東西。
舊的觀念會透過他們的決策、他們的講話、他們的管理方式，一點一點滲透回社會里。
如果我們不趁現在這個“政權初建、規矩未定”的視窗期，把足夠的新方法和新觀念灌進去，等到那些舊東西重新紮穩了根，再想動它就難了。”
“那些舊東西，”
韋格納補充了一句，
“不是靠幾本教材、幾次培訓就能完全清除的。
要靠實踐、靠鬥爭、靠群眾自己站出來說話、靠制度設計把舊思維的路堵死。
所有這些，都需要時間。
但需要的是“密集投入的時間”，不是“隨它去的漫長時間”。
如果我們在這一代人還活著的時候就把地基打好了，把那些舊東西的根撬鬆了，後人的工作就是在已經鬆了的土上繼續翻整。
如果我們沒有撬松，那後人要面對的就是一塊已經重新壓實的硬地，他們得從頭開始砸。”
施密特沉默了很久。
窗外的天色已經從晚霞的橘色變成了暮深的灰藍，室內的檯燈光成了兩個人之間最主要的照明來源。
他交握的雙手鬆開了，一隻手搭在椅子扶手上，另一隻手擱在桌面上。
他開口了，聲音比之前低了一些。
“所以你是覺得，如果不在這代人手裡把那些殘餘的舊東西壓下去，將來它們會反撲。”
“不是覺得。是確定。”
韋格納說。
“歷史早就證明過這個規律了。任何社會轉型的視窗期都有時限，過了那個時限，新生的東西沒有扎穩，舊的東西就會重新合併出來。”
施密特點了點頭。
“那你的想法是——在亞非的那些地方，除了技術和工業上的輸出，還要在思想和制度層面上做更深入的工作，並且要快。”
“對。”
韋格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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