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在一天天，一週周的過去。
西克特以他慣有的冷靜觀察著，不僅觀察環境，更觀察著身邊的人，尤其是那些年輕的面孔。
政治理論課不再僅僅是忍耐的物件。
西克特注意到，曼施坦因雖然依舊對純粹的意識形態宣傳保持距離，但當課程內容涉及到“國家資源動員與分配”、“戰時經濟統籌”時，他記錄的筆觸會明顯加快。
西克特似乎開始將這套新的政治經濟體系，作為一種獨特的、可供分析的“國家戰略機器”來理解，試圖找出其運作的邏輯和潛在的效率節點。
有一次，在關於“工農業剪刀差與原始積累”的討論後，曼施坦因甚至在私下對西克特低語：
“將軍，如果新的德國政府能有效解決糧食和工業原料的調配問題，其戰爭潛力……或許不容小覷。”
這是一種剝離了政治立場後，純粹基於能力和資源的戰略評估。
古德里安的變化更為外顯。
他依然對政治口號有些不耐煩，但古德里安找到了一種將新思想“技術化”解讀的方式。
當學習到“人民革命軍強調指戰員主觀能動性”時，他興奮地將其與他夢想的裝甲部隊聯絡起來：
“看！他們也需要基層單位在混亂戰場上獨立判斷、快速反應！這正符合裝甲突擊對下級指揮官的要求！政治委員？如果他們不干涉戰術細節，只負責確保士氣，那或許也不是壞事。”
古德里安甚至開始向講課的政治教員提問——問題全都圍繞著新技術兵種在“新軍事體系”下的指揮許可權和後勤保障。
他的熱情，正逐漸從對舊體系的懷念，轉向對在新體系內實現其軍事構想的可能性上。
隆美爾則更注重實際效果。
學院組織他們觀摩了一次人民革命軍的連級戰術演習。演習中士兵展現出的高昂士氣和靈活的班組協同，明顯觸動了他。
放風時，隆美爾不再僅僅評價單兵素質，而是開始分析：
“他們的政治動員，確實能讓士兵明白為何而戰，這比單純的命令更有效。他們的部隊紀律雖然有些繁瑣，但確實有助於維持戰線後方的穩定。”
隆美爾私下裡對西克特坦言：
“將軍，我依然不怎麼認同他們的主義，但我無法否認，他們找到了一些……提升軍隊戰鬥力的方法。一個知道自己為何而戰計程車兵，更難被擊潰。”
對隆美爾而言，能提升戰鬥力的東西，就值得嚴肅對待。
即使是馮·洛索夫這樣頑固的老派人物，在一次次讀到關於共和國如何利用“生產建設兵團”修復鐵路、如何在資源極度匱乏下透過配給制維持社會基本運轉的報道後，也不再輕易地斥之為“胡鬧”。
一次晚餐時，馮·洛索夫難得地沒有抱怨食物，而是望著窗外已然恢復秩序的柏林街道，喃喃道：
“至少……他們沒有讓整個國家徹底陷入無政府狀態，甚至……看起來比我們最後那幾個月做得要好一些。”
這是一種很低的要求，但相比於最初的完全否定，已經是一種微妙而現實的變化。
然而，並非所有人都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