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革命成功奇蹟的震撼與壓力下，蘇俄在推動世界革命的理想與保衛並建設孤島的現實之間劇烈搖擺，內部路線鬥爭因德國的革命成功而深刻重塑。
1918年11月，當德國基爾水兵起義、斯巴達克同盟暴動的訊息傳來，克里姆林宮一片歡騰。
這被視為馬克思主義預言的實現，是俄國革命不孤單的明證。
列寧稱之為 “歐洲革命終於爆發的決定性曙光” 。
然而，德國革命並未完全遵循布林什維克的劇本。
從西線成功起義並解放全國的韋格納沒有立即建立純粹的蘇維埃專政，而是廣泛聯合社會民主黨左翼、甚至利用了舊軍官團；
韋格納拒絕《凡爾賽和約》但也沒有立即宣佈與蘇俄結盟；其經濟政策顯得更為務實靈活。
這引起了以 尼古拉·布哈林 和 格里戈裡·季諾維也夫為首的“純正派”的疑慮，認為這可能是“小資產階級的妥協革命”。
列寧雖也抱有疑慮，但他更看重德國革命瓦解協約國干涉力量、提供巨大戰略緩衝的現實價值。
列寧力主：“先抓住這個盟友，再影響它的方向。”
蘇俄成為最早承認德意志人民共和國的國家。
蘇俄與德國都面臨波蘭的敵意。
但蘇俄紅軍正深陷內戰當中，列寧和托洛茨基在黨內會議上確立了蘇俄的首要目標是生存下去。
德國革命的逐步穩固，使蘇俄能將更多精力轉向東方和南方的白軍，同時，德國軍隊在西線極大的牽制了波蘭精力，德國的軍事實力迫使波蘭政府不得不將更多的軍隊調往德波邊境來進行軍事對抗。
1919年共產國際一大召開，德國派出代表李卜克內西參會，但在涉及各國支部絕對服從莫斯科決議等問題上表現出保留意見。韋格納政權在實際外交和具體政策中，始終保持了高度自主性。
這讓季諾維也夫等人感到不快。
1919-1920年，
儘管韋格納政府向蘇俄同志發出了許多報告和建議，蘇俄還是如同歷史上一樣與波蘭爆發了戰爭。
但蘇俄黨內還是受到了德國的些許影響。
華沙戰役前，托洛茨基曾透過秘密渠道，強烈要求德國在西部發動牽制性進攻，甚至提供了一些沙俄遺留的黃金作為“謝禮”。
韋格納婉拒了，他給托洛茨基的理由是德國國內的革命成果鞏固工作尚未完成，但德國政府卻加大了透過立陶宛鐵路對蘇俄物資的援助力度。
1921年，蘇俄面臨嚴重的經濟崩潰和喀琅施塔得水兵起義。
在黨內會議上討論轉向更寬鬆的新經濟政策時，德國的勞動馬克改革和農業合作社試點成為列寧支援新經濟政策的重要論據。
列寧在會議上指出：
“就連在工業發達的德國，韋格納同志也採用了靈活的經濟手段來鞏固革命政權，我們有什麼理由固守僵死的教條？”
這使得新經濟政策在黨內的阻力小於歷史上。
蘇俄內部悄然形成對德國經驗的兩種看法。
以 布哈林和部分經濟幹部為代表的一派，開始系統研究德國的革命和經濟過渡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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