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西曼在會議上報告了全國範圍內脫離控制的城鎮數量——那個數字比前天增加了一倍多，而且正在以越來越快的速度增長。
艾登宣讀了幾封自治委員會發來的公開信內容，那些信的措辭從一開始的“請求”變成了“告知”，現在變成了“我方已接管本區域行政事務，請渥太華方面儘快與美共聯絡，商討整體停火安排”。
“我們在加拿大已經沒有行政權威了。”
朗西曼說，聲音裡帶著一種近乎釋然的疲憊，
“也許我們在幾個主要城市還有武裝力量可以維持秩序。但在那些城鎮和鄉村，英帝國的存在已經變成了一個寫在發黃的公文紙上的名稱，沒有人在乎了。”
丘吉爾坐在角落裡，依然點著一支雪茄，但沒有抽幾口。聽完朗西曼的話之後他慢慢吐出一口煙，煙霧在會議室灰白色的燈光中緩慢上升、散開。他說了一句什麼話，聲音很低，附近幾個人都沒聽清。
坐在他旁邊的一個人側過頭去問“你說什麼”，丘吉爾搖了搖頭，沒有重複。
鮑德溫在會議結束前說了一段話，語氣裡既沒有昨天那種強撐的鎮定，也沒有前天那種憤怒。
“通知各駐軍單位：繼續執行現行指令，原則上不主動脫離接觸。但如果有下屬單位自行與美共方面達成停火安排——”他停了一拍，然後說，
“——原則上，不追究。”
這句話的含義被在座的每一個人清晰地接收到了。
它不完全是“允許投降”，但它為投降鋪設了不會受到事後追責的通道。
這種訊號的釋放比任何明確的命令都更具穿透力，因為它給了在前線的指揮官們一個臺階——“是部隊自己做出的決定，上面沒有追究”——讓他們可以在繼續服從和保住性命之間找到一條模糊的中間地帶。
訊息傳出去之後，英軍各部隊的降速比之前更快了。
到六月二十八日中午，多倫多以南的地區已經徹底沒有了成建制的英軍抵抗力量。
有的部隊整體降了，有的部隊散成了小隊各自逃散進入鄉村，還有的部隊直接換下了軍裝、把武器丟在路邊、然後混入了正在建立的自治委員會下屬的民兵隊伍裡。
那些民兵需要人手來維持秩序、分發物資、在村與村之間傳遞訊息，而曾經扛著恩菲爾德步槍的英國士兵們發現自己做這些事的時候其實跟做別的事差別不大——同樣是幹活、吃飯、睡覺、等著看明天會發生什麼。
在魁北克北部的一個小農場裡，一個叫威廉·麥克萊恩的年輕英軍下士坐在穀倉門口，面前放著他脫下來的軍裝上衣。
那件上衣的袖口已經磨破了，肩章上的槓被他自己拆掉了。
他在等一個人——一個美共的聯絡員，約好了今天下午過來登記他的身份和工作意願。天很藍，穀倉旁邊有一棵蘋果樹，樹上的青蘋果還沒有熟透。
麥克萊恩坐在那裡想著從前在格拉斯哥的時候，他父母家門口也有一棵蘋果樹，每年秋天都會結滿了紅彤彤的果子。
遠處土路上揚起了一小股煙塵。
麥克萊恩站起來，朝那個方向走了幾步。他穿著襯衫和工裝褲，腳下的靴子還是軍隊發的那雙，但沒有擦過，沾滿了幹泥。
走到土路邊上他停住了，看著一輛灰色的軍用吉普車正在從遠處朝這個方向開過來。
他抬起手揮了一下。車裡的人也抬起手朝他也揮了一下。
六月末的加拿大，草是綠的，天是藍的，風從聖勞倫斯河的方向吹過來，帶著水的氣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