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巴車出了山口，陽光照在擋風玻璃上，很刺眼。吳萬勳眯起眼睛，手還抓著帆布包的帶子，手指有點發白。車子顛了一下，他身子晃了晃，坐直了些，把腳邊的公文包往身邊拉了拉。包沒拉好，露出一角保溫杯，還有照片的一小塊邊。照片是他家人的合影：爸爸蹲在門口抽菸，媽媽在灶臺邊笑著回頭，弟弟抱著小豬從豬圈出來，妹妹坐在門檻上啃玉米。這張照片是去年過年用手機拍的，洗出來貼在硬紙板上，放進塑膠套裡，一直放在包外面。
他低頭看手機，時間是七點四十三分。訊號滿格，電量八十七。他沒開啟微信，也沒翻通訊錄，就盯著鎖屏上的日期看了幾秒。今天是五月十八，農曆四月初十。這個日子是爸爸特意挑的，說黃曆上寫“貴人相迎，言語通達”。昨晚爸爸一邊幫他收拾行李一邊唸叨，像送他去考試一樣認真。
窗外的田地慢慢變成廠房和圍牆。綠色越來越少，多了水泥房子和大廣告牌，上面寫著“智造未來”“產業升級示範區”。路邊有廣告，有的是穿西裝的男人，有的是笑得很甜的情侶，還有一個牌子寫著：“歡迎來到市文化中心”。他知道快到了。這座城市他來過三次。第一次是十年前領獎，第二次是五年前參加培訓，第三次是去年新書釋出會。每次走的門不一樣，見的人也不一樣。但這次，他覺得要面對的不是臺下的人，而是二十年前那個躲在柴房抄書的自己。
車子停在文化館後門的小廣場。地面是水泥的，踩上去硬，冷，不像村裡的土路。村裡下雨泥濘，走路要踮腳；天晴就全是灰。這裡的地太平整，讓他心裡空落落的。他背上兩個包——一個是作協給的黑公文包，另一個是他爸用了多年的軍綠色帆布包，帶子磨毛了，角落打了補丁。他道謝下車，司機點頭關車門，車子掉頭走了，尾氣吹起幾片葉子。
他站住，吸了口氣。空氣裡有車味，有一點灑水後的溼氣，還有食堂飄來的飯菜香。他伸手進帆布包側袋，摸出保溫杯，擰開喝了一口。水溫正好，不燙不涼，是爸爸昨晚灌的。爸爸堅持用老式鋁殼杯，說現在的塑膠杯裝熱水會有怪味，還非得用井水燒開晾到四十度才倒進去。“你胃不好，冷水不能喝，熱水又燙嘴。”他說這話時蹲在灶前，火光照著他臉上的皺紋。
吳萬勳順著指示牌走，拐了兩道走廊，到了報告廳後門。牆刷成淡黃色，掛著幾幅字，他不認識。燈是暖白色的，照得人臉發黃。腳步聲在走廊裡迴響，每一步都像踩在記憶裡。他想起第一次進縣文化館的樣子——穿著舊校服，球鞋破了個洞，手裡攥著一份作業紙抄的稿子，緊張得手心出汗。那時他不敢抬頭，只敢看自己的影子，怕別人看出他是鄉下孩子。
現在他還低著頭，但不是因為害怕，是習慣了。走到後門，門沒關緊，裡面有人低聲說話，翻紙的聲音，筆尖劃紙的沙沙聲。他停下，把公文包換到右手，左手摸了摸襯衫口袋——隨身碟還在。他又檢查帆布包內袋，厚襪子和膏藥都在。做完這些，才推門進去。
後臺站著一個穿藍馬甲的人，三十多歲，頭髮梳得很整齊，胸前掛工作牌，寫著“李振華 文化館活動組”。看到他趕緊迎上來：“吳老師，您來了！我們正等著。”
吳萬勳點頭：“路上順利。”
“您先坐一會兒。”那人指了角落的椅子，“還有二十分鐘開始。聽眾都進場了，挺安靜的，就是……”他壓低聲音，“大家都特別想見您。”
吳萬勳沒坐下。他走到幕布旁，從縫裡看臺下。燈沒全亮，但能看清坐滿了人。前排有幾個年輕人抱著本子和筆，神情專注；後排有人戴耳機，像是在錄音；中間一排，一個穿灰色衛衣的男生正在看書，封面是他寫的《泥土的語法》。這本書三年前出版，賣得一般，卻被很多基層作者當成“寫作聖經”。他曾收到一封信，是一個甘肅女教師寄的，信紙上密密麻麻都是批註，她說她每天晚上讀一章，對照著改自己的小說。
他收回目光，問工作人員：“名單上都是什麼人？”
“主要是基層作者。”那人遞過名單，“平均年齡二十六歲，有小學老師、鄉鎮通訊員、自由撰稿人，還有幾個是工廠工人，利用夜班時間寫作的。他們都交過作品，篩選後才有資格來。”
吳萬勳接過名單，快速看了一遍。名字旁邊寫著職業和地方：甘肅張掖中學教師、貴州銅仁鄉村醫生、河南許昌紡織廠女工、山東臨沂快遞員、陝西榆林煤礦安全員……名字普通，來自很遠的地方，像地圖邊緣的小點。他的手指停在一個名字上：林小禾，二十五歲，雲南邊境小學代課老師，作品《山那邊的教室》獲過縣級徵文三等獎。
這個名字讓他心頭一動。
他想起自己二十年前投給縣報的那篇《田埂》，退稿理由是“缺乏文學性”。那時他連列印費都要省，用複寫紙抄兩份，一份寄出去，一份留底。郵局櫃檯的老劉見他每月都來，勸他說：“娃啊，別寫了，寫這個能當飯吃？”他沒說話，默默把信封塞進綠色郵筒，轉身走了。那天回家下雨，他把稿子護在懷裡，褲腿溼透，紙一點沒溼。
現在這些人坐火車、轉大巴、搭摩托，千里迢迢來聽他講話。他們不是追星，也不是學技巧，只是想知道一件事：我寫的這些東西，有沒有意義？
“他們就在等一個人告訴他們，繼續寫是對的。”他在心裡說。
他把名單還回去，脫下外套搭在椅背上，只穿灰藍襯衫。袖口熨得平平整整，領子挺括——這是媽媽今早親手熨的。她蹲在院子裡的小煤爐旁，蒸汽騰騰，一邊熨一邊說：“城裡人講究，別讓人瞧不起咱。”他沒反駁，任她擺弄。這件襯衫是他唯一一件像樣的正裝，領口有點發黃，但他捨不得換。它陪他走過太多時刻：第一次領獎、第一次採訪、第一次籤售。
他從公文包拿出隨身碟，檢查投影裝置是否連好。電腦螢幕亮著，PPT已經開啟，首頁標題是《寫作與生活的真實距離》。他不打算照著念。這種場合，講道理不如講故事。真正打動人的，從來不是術語，而是一句說到心裡的話。
他走到臺邊，試了試話筒高度，往下按了一截。這個動作讓他想起昨天爸爸彎腰擦門檻的樣子——慢，穩，每一下都很實在。爸爸一輩子沒說過漂亮話，做的事卻件件靠譜。鋤頭壞了自己修，屋頂漏雨自己補，就連他這次出門，也是爸爸一大早就殺雞燉湯，說“出門人要吃飽”。
工作人員看了看錶：“五分鐘後開場，您準備好了嗎？”
吳萬勳點頭：“不用稿子。”
“真的不用？我們備了提綱。”
“不用。”他說，“我就講我知道的事。”
幕布拉開了。燈光打在臺上，一片明亮。他深吸一口氣，走上臺階，站到講臺中央。臺下聲音漸漸停了。他看見一張張臉抬起來，眼睛亮著，帶著期待，也有一點緊張。這種眼神他熟悉——不是崇拜，是一種“你也走過這條路嗎”的試探。
他沒拿話筒，雙手撐在講臺上，環視一圈，笑了：“你們信不信，我在村裡辦過一場‘雞叫錄音會’？”
臺下安靜了一瞬，接著爆發出笑聲。有人跟旁邊的人小聲說話，有人笑得前仰後合。那個穿衛衣的男生抬起頭，眼睛睜大了，像聽到什麼不可思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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