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是借的。”陳嶼說，聲音不高，可站在最外圈的人也聽清了，“鄰鎮吳老闆借我五十塊，欠條是我自己寫的，講好禁漁期一結束連本帶利還他六十。欠條在我家櫃子裡壓著，朱站長要看，我現在就回去取。剩下的錢是我這十來天賣筆架、賣海蜈蚣、賣血蚶掙的，一筆一筆都有買家，鎮上保和堂的老掌櫃、鄰鎮育苗場的鄭師傅、吳老闆，您隨便去問哪一個。”
他說完頓了一下，往人堆裡掃了一圈。
“還有一件事我今天當著大家的面說清楚。我收村裡的貨，一斤沒打欠條，一斤沒給定錢，都是當場過秤當場付現錢。在場的人裡頭，蝦皮賣給我的、雜魚乾賣給我的，錢到沒到手，你們自己心裡有數。”
人群裡那陣嗡嗡聲低了下去，緊接著有幾個人開始互相看，看著看著就有人往前擠了半步。
朱站長把本子往腋下一夾，往前走了兩步，站到離陳嶼一步遠的地方，壓低了嗓子，只讓近處幾個人聽得見。
“小孩子，我給你留臉，你別蹬鼻子上臉。你收這麼多貨不進收購站，進的是私人販子的手，這事我往上報一句，就夠你們家吃不了兜著走。你爸現在是什麼光景你自己心裡清楚，你媽還想不想讓他把藥接著吃下去。”
“朱站長，這話您剛才在人堆裡說才好。”陳嶼也壓低了聲音，“您現在跟我咬耳朵，村裡人只會當您在跟我講私情，回頭傳出去的版本是您跟我有交情，那對您不好。”
朱站長的臉一下子沉到底。
“扣了。”他直起身，衝那兩個穿制服的年輕人一揮手，“麻袋全扣，拉回站裡，等查清楚來路再說。”
海生伯往前跨了一步，被陳嶼伸手攔在了身後。
那幾麻袋一上板車，事情就不是幾袋乾貨的事了。
他這十來天付出去的一百五十二塊錢裡，五十塊是從吳老闆手裡借的，九十三塊是村東那四個半大孩子在泥裡泡了一整天換來的，剩下的是他從石頭縫裡、從臭泥裡、從兩趟十八里夜路上一點一點摳出來的，眼下自己兜裡一分現錢不剩。貨扣進站裡，用不了三天，村裡就會有人開始信朱站長那句“來路不明”；信了以後再回頭看他給的那三分錢高價，看出來的就是心虛。
這些他站在原地都想到了，可他手上沒有一樣東西能攔住那輛板車。
那兩個年輕人一人扛起一隻麻袋往外走，麻袋是老麻袋，縫口的線早就朽了，走到人堆邊上的時候前頭那個腳下沒留神，袋底重重磕在門檻上，縫口“嗤”地崩開一道半尺長的口子，裡頭的雜魚乾嘩啦啦灑了一地，灑出來的量比誰想的都多，一直滾到圍觀的人腳邊上。
灑出來的東西里，混著十幾條彎的、灰黑色的、比手指長一點的乾魚。
圍觀的人下意識往後退了半步，有個老太太伸著脖子看了一眼：“這什麼呀，怎麼長得跟小馬似的。”
一個剛從村口那條路上過來的人在人堆外頭站住了。
那人三十來歲，穿一件洗得發白的中山裝，胳膊底下夾著個黑皮包，手裡還捏著半個沒吃完的饅頭。他起先只是隨意往地上瞟了一眼，腳步就停住了，接著把饅頭往皮包上一放，幾步走過來蹲下去，從那一攤雜魚乾裡撿起一條。
他把那條幹魚在手心裡翻了個面，又舉到光底下看了看頭頸那一段。
“這是海馬。”他說。
場子一下靜了。
海馬這兩個字村裡人聽是聽過的，可聽過的人都當那是畫上的東西，是廟裡籤筒邊上貼的年畫裡才有的那種，跟自家屋簷底下掛著的那串黑乎乎的小魚乾挨不上邊。圍著的人一時都不出聲，眼睛順著那人的手往地上那一攤裡找，找了半天，誰也不敢說自己看見的到底是哪一條。
那人站起來，拍了拍手上的灰，先看了看那幾只麻袋，又抬眼看朱站長。
“朱站長，好久不見。這幾麻袋是要拉去哪兒。”
朱站長的臉色變了一下，隨即堆起笑來：“周同志，你怎麼這個時候在這兒。這是村裡一個孩子囤的貨，來路不明，我們例行扣一下，回頭查清楚就還他。”
“來路不明。”那人把手裡那條幹海馬舉了舉，“來路不明的貨裡混著海馬，還是刺海馬，這一條曬得挺好，頭頸完整，背上的刺一根沒斷。朱站長，這個東西你們收購站今年收了多少斤。”
朱站長張了張嘴，沒能把話說出來。
“我記得是零。”那人彎腰又從地上撿了兩條，一條一條攤在掌心裡，“我上個月來核臺賬，你們站裡幹海馬那一欄，從年初到六月，一斤都沒有。可我們縣水產公司今年報上去的收購計劃裡，幹海馬是列了指標的，一年三十斤，報的時候是你自己籤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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