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禮過後不久，李家港第一次以“家電廠採購”的名義，將一批精密示波器運往內地。
這件事他謀劃了很長一段時間。從寶安回來的那天晚上，方工最後握著他的手說的那句話——“你不寫接收單，我也不寫”——一直在他腦子裡轉。方工的意思是保護他，讓這些技術資料的來路不留痕跡。但李家港想的更遠。光是圖紙還不夠。寶安的工程師們拿著全套中周變壓器工藝引數，可以把磁芯的Q值從七十四提到八十九，但他們手裡那臺從上海調撥來的示波器頻寬只有幾十兆赫，測高頻衰減曲線時波形抖得厲害。方工在實驗室裡用那臺示波器給他看Q值七十八的波形時，螢幕上的正弦波邊緣有一圈細密的毛刺——那不是線圈的問題，是示波器本身的噪聲。他當時沒有說什麼，只是在心裡記下了一件事：圖紙能幫他們把Q值做上去，但要做到量產穩定，還需要能精準捕捉波形的裝置。
他從寶安回來之後查了很久的禁運清單。巴黎統籌委員會對社會主義中國的技術封鎖從五十年代開始就沒松過，精密儀器、電子元器件、高階機床全部要經過層層審批，任何一臺流向內地的裝置都必須在海關登記最終用途。示波器被列在清單的中間偏前位置，分類是“可用於軍事用途的電子測量裝置”。民用示波器的出口許可門檻稍低，但高頻寬機型——頻寬超過一定標準的——全部禁運。內地不是造不出示波器，上海的研究所和廣州的工廠都有國產型號，但頻寬不夠高、噪聲指標不穩定、探頭介面和進口主機不匹配。方工他們用那臺上海產示波器，測低Q值的中周還勉強能看，測高Q值繞組的高頻行為時波形上全是毛刺，工程師只能憑經驗從噪聲裡猜真實衰減曲線的位置。這種“靠猜”的方式在實驗室裡或許可以接受，但要支撐每月數千只中周的量產質檢，精度遠遠不夠。他知道內地最急需的不僅僅是幾張圖紙，而是能讓他們把圖紙上的設計變成量產品質的基礎硬體。
他的掩護方案經過反覆考慮才定下來。創世紀現在業務發展快——星辰收音機的訂單排到第二年，錄影機的原型機已經進入磁鼓元件的工程驗證階段，電子錶的外觀設計和模具排期也提上了日程。每一條產品線都需要精密檢測裝置，他向日本供應商訂購新型示波器時，每一臺都有合法報關手續，收貨地址是九龍塘創世紀車間。舊車間那些用了多年的老裝置，則經過內部資產重編號和貼附教學儀器標籤之後，以“教學支援”名義調撥給寶安培訓基地——這個基地在港英政府教育署有正規備案，教學器材的進出口有自己的一套審批流程。每一批裝置的流轉都在內部資產登記冊上留有完整記錄，從入庫編號到報廢審批到教學調撥，每一個環節都有對應的簽名和日期。即便有人把這些登記冊從頭翻到尾，也只能看到一個管理嚴格的電子廠在進行正常的裝置更新換代。
裝箱那天，福伯在倉庫裡幫著打包。他把示波器一臺一臺地從鐵架上搬下來，每一臺都用細麻布擦乾淨外殼上的灰塵。那些示波器是車間裡正在使用的舊裝置——日本進口的，頻寬剛好卡在禁運線的上方，是父親在世時買的最貴重的一批檢測儀器。現在車間升級了更新型號的同品牌裝置，這批舊機器按正常流程本該賣給二手儀器商折現。福伯擦機器時動作很慢，就像他在傳達室裡擦搪瓷缸。每臺示波器外殼上原本貼著紅色創世紀財產標籤，印著公司全稱和財產編號，他小心翼翼地用指甲挑起標籤一角，順著膠面慢慢撕下來，再用一小團棉布蘸著酒精把殘留的膠痕也清理乾淨，最後用乾布擦到一點不剩。他撕下來的標籤沒有丟，而是疊整齊放進口袋裡。每臺示波器的電源線和探頭都拆下來單獨包好——探頭是最容易在運輸中損壞的部件，他用泡沫紙裹了好幾層，再用橡皮筋紮緊。
“它去的地方沒有維修站，探頭壞了就沒人能修。”他說，把包好的探頭放進防震紙盒裡，用膠帶封好。
每裝完一箱，阿強就過來用流轉條碼在每臺儀器的出廠銘牌旁邊貼上一個唯一編號。他從寶安回來後就在車間裡建了這套記錄體系，起初只是應李家港的要求做些內部裝置盤點，後來他自己越做越細——每一臺機器都有兩張索引卡片，一張留在車間裝置檔案櫃裡，一張隨機器走。貼條碼時不加蓋日期章，只留一個和內部分冊對應的序列號。這些編號不是秘密，但只有他能說出每一個編號對照什麼裝置，以及這臺裝置最後一次校準是什麼時候。
“被查的時候能說清楚，每臺裝置最終在哪條產線上都知道。不是做給別人看——萬一出事，我們自己站得住。”他把條碼用大拇指指甲壓緊，檢查了一下箱子的鉛封和防潮紙，在裝箱單上籤下名字，然後把筆帽旋好放進工裝口袋，拎著工具箱回實驗臺繼續繞線圈。
走水路。這是李家港和麥叔反覆商量後確定的路線。從九龍倉碼頭髮貨，經零丁洋到珠江口，在內河碼頭靠岸。這條航線上每天往返的貨船數以百計，運的是成衣、玩具、電子零件、建築河沙，什麼都有。幾臺示波器混在創世紀與寶安培訓基地日常往來的教學物資裡，從外觀到重量都和普通教具沒有區別。貨船一般是清晨從九龍倉出發，午後到零丁洋，傍晚進珠江口，在寶安的內河碼頭卸貨。麥叔對這條航線熟得閉著眼都能走——每一個淺灘的吃水深度、每一個碼頭的裝卸潮時，都刻在他腦子裡。他甚至知道哪個碼頭的水泥墩子有裂縫、哪條棧橋的木樁在退潮時會露出被船蛆啃過的痕跡。
麥叔是個老海員，在這條線上來回跑了大半輩子。黑瘦，寡言，手上的繭像絞盤上的木柄，掌紋幾乎看不見。他父親當年也是跑船的，抗戰時期幫地下黨運過物資——把藥品藏在煤堆裡，把情報捲成紙卷塞在錨鏈孔裡，什麼法子都用過。麥叔小時候跟著父親跑船，在零丁洋上學會了看雲識風和從浪花的紋理認出暗礁。他父親留給他的遺物只有一張舊船票，夾在他那本翻得捲了邊的航海日誌封面裡。船票背面用鉛筆畫著好幾道槓，每一道代表替地下黨送過一次貨。老爺子走的那年，船票上的槓剛好畫滿正面的最後一個角落。如今麥叔每次替創世紀從香港往內地送一批“教學儀器”，也沿著父親在票底留下的鉛痕再畫一條——他用的是同一支鉛筆，筆尖磨得只剩一小截。
出發前一天傍晚，方潔瑛從畫室過來，把一個小布包放在傳達室桌上。布包裡是幾張跌打膏藥和一小袋炒米餅，還有兩包她自己炒的蘇州鹽漬梅子。麥叔長年在海上，腿腳老傷，每次靠岸都一瘸一拐的。她問過福伯麥叔的傷腿需要什麼藥，福伯說跌打膏藥就行，她就去街市的藥材鋪買了幾貼。
第一批示波器順利抵達上海。麥叔回來後，在碼頭卸完其他貨物，站在船舷上朝岸邊的阿強喊了一聲“搞掂”。當天晚上，他送來一張對摺的紙條。紙很薄，是從實驗記錄本上撕下來的，上面用鋼筆寫著幾行字，筆跡很輕，像是怕被人聽見——“已收到，精度比我們現有的裝置好得多，幫了大忙。署名就不寫了，你知我知。”
李家港在車間後面的小巷子裡把紙條看了好幾遍。小巷子很窄，頭頂是晾衣竹竿和橫七豎八的舊電線，隔壁五金鋪的下班鈴從他身後叮叮噹噹地響了一串。他把紙條夾進祖父筆記本里——翻到那一頁，祖父用工楷寫著“此乃此生最有意義之修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