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視覺體系落地之後，楚夢瑤把第一場廣告戰役的目標鎖定在地鐵站。
她的判斷很直接。地鐵是八十年代香港最新、最集中的城市公共空間——每天數以十萬計的乘客從九龍塘、旺角、中環這些站點進進出出，他們等車的那幾分鐘裡，視線自然會落在月臺對面的燈箱上。這批人裡有相當一部分是創世紀的目標客群：城市中產、年輕家庭、每天通勤的上班族。這些人家裡的收音機可能已經用了好幾年，正在考慮換一臺新的；或者剛搬了新屋，需要添置一臺錄影機。他們不一定記得住報紙上的廣告，但每天上班等車時看到的那幅燈箱畫面，會像車站的名字一樣印在腦子裡。
創世紀正在從“被動口碑傳播”轉向“主動品牌輸出”，需要一個能把品牌形象固定下來的物理錨點。地鐵廣告牌就是這個錨點。它比報紙廣告持久——報紙看完就扔，燈箱二十四小時亮著；比電臺廣告直觀——電臺只能聽不能看，燈箱上的紫荊花標誌和工人面孔是沉默的，但每一個路過的人都看得到；比雜誌廣告覆蓋面廣——雜誌只有訂閱的人看，地鐵是所有階層、所有職業的人都在擠的。而且燈箱本身的光源能讓創世紀的品牌視覺在白天和夜晚保持完全一致的辨識度，不像報紙廣告會受印刷質量影響，也不像戶外海報會被雨水淋花。
她的投放方案在入職後沒幾天就拿出了初稿。這份方案既延續了星辰收音機素人廣告的基因，又在地鐵場景裡進一步放大品牌意識。全線八個換乘大站——九龍塘、旺角、太子、油麻地、佐敦、尖沙咀、金鐘、中環——每個站挑一塊人流量最大的月臺燈箱廣告位，掛同一組畫面。不是每個站換一張，而是所有站都用同一種視覺語言。不標價格，不放功能列表，不羅列技術引數。只放一張照片，一行文案，一個紫荊花標誌。
她帶著相機在車間裡轉了整整兩個下午。她用的是自己那臺尼康F，配一支五十毫米定焦鏡頭，沒有帶閃光燈，全靠車間裡的自然光和日光燈。她不讓任何人擺拍。阿強在實驗臺前調整示波器，她從側面拍了他上半身和實驗臺的一角，畫面裡他正把萬用表表筆夾在一枚中周變壓器的引出端上，螢幕上的波形穩定跳動，指尖沾著一小塊松香印。阿強的臉隱在示波器螢幕的微光裡，側影專注而沉靜。劉師傅在注塑機旁邊看他師弟調水路，她蹲在機器另一側，等他師弟拉高嗓門喊了句“水溫表又唔鬱咗”、劉師傅偏過頭去接話的時候按了快門。照片裡劉師傅手裡的游標卡尺指著模具，他師弟半個身子探在外面，兩個人在同一盞日光燈下各做各的活，和方潔瑛平時畫的那張劉師傅看模具的素描幾乎一致。福伯在傳達室裡端著搪瓷缸接電話，她隔著玻璃窗按下快門，畫面裡福伯的嘴微微張著，像是在重複一個經銷商的訂貨數量，搪瓷缸擱在電話旁邊，和傳達室那部電話機擺在一起。還有一張攝於創世紀常去的那家茶餐廳門口——阿珍站在騎樓柱子旁邊，手裡捧著奶茶，胳膊底下夾著那臺落日橙收音機，正轉過頭去看茶餐廳的選單牌。收音機沒有開，但她夾著它的姿勢和天星小輪甲板上那張廣告照片裡的阿彩一模一樣。她另外找人幫拍了一張楚夢瑤自己完全沒有參與構圖的照片——工廠鐵門外立面全景，鐵門上新刷的天藍漆和門楣上的白漆招牌在下午斜陽裡泛著極細的光澤，門口那棵斜長著的紫荊樹剛好投下一片影子，鐵門虛掩著，門縫裡能看到車間深處注塑機旁邊白熾燈的暖光。
照片衝出來之後她一個人在暗房裡待了整整一夜。暗房是向報社借的，她用放大鏡逐張檢查底片的銳度和反差，把每一張照片放大到燈箱需要的尺寸，然後放在燈箱模擬框架前面反覆比對，最後選定五張。產品不需要出現在每一張畫面裡，因為整組燈箱的每一格都有一個統一的落款——紫荊花圖案和那行字。“創世紀。香港人自己的電子品牌。”文案是她在打字機前面改了好多遍的。第一稿寫的是“創世紀——華資自主技術”，嫌太硬。第二稿寫的是“創世紀，讓生活更美好”，嫌太空。第三稿是在看方潔瑛畫書籤時忽然落定的——方潔瑛每天在書籤背面抄工廠地址和電話，抄了無數遍，每一張書籤最後都有一個句號。她要的是一個像書籤那樣能被記住的句子。這句話後來被印在所有燈箱右下角，沒有加驚歎號，沒有加修飾語，句尾平平地落下去。她盯著打字機滾筒上那行字看了一陣，把那頁稿紙抽出來，夾進品牌傳播檔案第一冊扉頁。
廣告上畫的那一夜，楚夢瑤和阿強一起去了九龍塘站。燈箱在月臺盡頭的牆上，面積比她在暗房裡模擬的框架大了一圈，透過玻璃面板，阿強的側臉在柔和的背光裡顯得專注而沉靜——他手裡的萬用表筆點在示波器螢幕邊緣，和他在實驗臺前每天重複無數次的動作分毫不差。螢幕上的波形在燈箱背光裡不再是綠色的跳動曲線，而是被黑白影像凝固在某一瞬間的灰白色弧線。阿強站在月臺上仰頭看了很久，手裡拎著工具箱，地鐵從隧道深處開過來的風把他的衣領吹得微微拂動。他沒有說話，只是在列車開門的聲音裡把工具箱換到另一隻手上繼續看，直到列車開走，月臺重新安靜。
“你側臉比本人上鏡。”楚夢瑤說。
“那是你照得好。”阿強把工具箱放在腳邊，繼續看著燈箱。“這個示波器到現在還在用，我從沒想過螢幕上的波形會印出來掛在站臺上。”他頓了頓，把目光從燈箱上移開，落在月臺對面那幾個正低頭看報紙候車的人影上。楚夢瑤沒有再說話，她在月臺的鐵長椅上坐下來，把照相機放在膝蓋上，看著斜對面那個燈箱。廣告上有阿強、劉師傅、福伯、阿珍，還有她每天上班都會經過的這扇鐵門，現在被放在所有搭地鐵的人路過的地方。她低頭開啟公事包，從裡面拿出那本品牌傳播檔案，在扉頁上寫下廣告上畫的日期和時間。
第二天早上，福伯在傳達室接到一個電話。電話那頭是以前在碼頭做巡查的一個退休老夥計，嗓門很大，開口就說：“福伯！我今朝搭地鐵睇到你個相系牆上！你端住個茶缸同你坐系傳達室一模一樣！我指住你同隔籬嗰個人講——呢個我識?！”福伯把搪瓷缸放在電話旁邊，問他是在哪個站看到的。老夥計說太子站，還說月臺對面有個年輕人也盯著照片看了很久，問他是不是認識牆上那個人。福伯掛了電話，端起搪瓷缸，缸沿碰瓷的舊痕在日光燈下微微反光。他看了方潔瑛一眼——她正蹲在畫室門口和細妹一起把新到的蠟筆按顏色深淺排列——然後繼續回到傳達室翻電話記錄本。
下午，方潔瑛帶著細妹去了旺角站。細妹一眼就認出了阿強，拉著她的手指著燈箱說那是阿強哥哥。方潔瑛把她抱起來讓她看。細妹趴在燈箱玻璃上，把整組照片逐一看完，最後指著工廠門口那張說，這個門是我們每天進去的那個門，這個樹是門口那棵紫荊樹。方潔瑛把她放下來，細妹忽然拉著她蹲到月臺長椅邊，從口袋裡摸出她的蠟筆——她口袋裡永遠裝著幾截用剩的蠟筆頭，每一截都被她用到短得只夠指尖夾住——又在隨身帶的那張廢紙上畫了一個工人側影。側影的姿勢和燈箱上阿強那張一模一樣，左上方還有一團線條粗略的光暈。她說這個人上次在車間教她怎麼用示波器，他拿表筆的姿勢很穩。她把蠟筆收進口袋裡，抬頭又看了看燈箱，說這個廣告比以前的好看，又補了一句——上次收音機廣告裡每個人都有一朵紫荊花。
李家港在幾天後沿著地鐵全線巡了一趟燈箱。從九龍塘上車，往太子、旺角、油麻地、佐敦、尖沙咀、金鐘，最後坐到中環。每個站的月臺燈箱都在同樣位置，同樣的亮度，同樣的紫荊花標誌。在旺角站他聽到兩個穿校服的學生站在阿強那張照片前面用英文說這是他們學校附近那家工廠的；在中環站他看到有人站在福伯那張照片前面端詳了一陣，還回頭跟同伴說之前收音機廣告裡也見過這個阿伯打電話。他回到工廠時已經晚上八點多，楚夢瑤還在公關辦公室裡修改下一期品牌傳播週報。他靠在辦公室門框上，把巡視路線的反饋總結成一句話：“以後的廣告，永遠留一個位置給車間裡的人。”楚夢瑤把這句寫進週報最上方，又把方潔瑛轉述細妹那句“每個廣告裡的人都有一朵紫荊花”寫在旁邊作為對照。阿強在實驗臺上把當天那張登了地鐵廣告新聞的報紙從頭到尾看了一遍，把阿珍站在茶餐廳門口那張裁下來墊在自己繞線圈記錄本的最外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