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夢瑤入職創世紀之後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寫新聞稿，不是改產品畫冊，不是更新品牌白皮書。她從李家港的辦公室裡出來，沿著走廊走到二樓盡頭那間最小的房間門口，推開門，裡面只有一張舊木桌、兩把摺疊椅和一面空蕩蕩的白牆。她站在門口打量了幾秒鐘，然後下樓找到正在實驗臺前逐只核對磁鼓底座的阿強，說這間房間她要用——不是做辦公室，是做檔案研究室。阿強問她研究什麼，她說了四個字：“老牌英資。”
方潔瑛幫她從倉庫裡搬了一張舊實驗臺放在房間裡當工作臺，又從畫室拿了幾盞可調節角度的檯燈。楚夢瑤把從《香江財經日報》檔案室影印來的幾大捆舊報紙堆在實驗臺旁邊，按年份分類碼好。那些報紙的時間跨度超過半個世紀，紙張泛黃發脆，有些頁面邊緣已經被蟲蛀出了細密的小孔，但她需要的正是這些被遺忘在歷史角落裡的碎片。福伯每天傍晚端著一壺新泡的普洱茶上來，看到她蹲在地上逐頁翻閱舊報紙，手指被油墨染得發黑。有一次她翻到怡東洋行在六十年代的整版廣告，廣告詞是“怡東——香港工業的脊樑”，她把這張報紙抽出來放在一旁，在旁邊用紅筆批註了一行字。
團隊成員是陸續到位的。第一個來的是她在《香江財經日報》時的老搭檔，姓嚴，比她大幾歲，在報社資料室做了近十年的檔案管理員，對香港公司註冊處的存檔編號規則瞭如指掌。第二個是從廉署退休的調查員，姓曾，退休前在商業罪案調查科做了幾十年，手上經手過無數英資財團的內部線報，退休後一直閒不住，被楚夢瑤透過李家港的關係輾轉請了過來。曾叔第一次來創世紀時站在鐵門外抬頭看著那塊招牌，對來迎接他的李家港說他以前辦過的案子，最可惜的就是那些因為證據不足而無法立案的線索，現在終於有機會把沒做完的事做完了。
楚夢瑤給這個小組起了一個極簡的名字——“檔案組”，沒有掛在任何組織架構圖上，不向任何部門彙報。她在小組第一次內部會議上在白板上畫了一張圖，左邊是怡東洋行及其關聯公司的名字，右邊是九龍塘過去二十年間被低價收購的製造工廠名單，中間用問號連線。她在這張圖上方寫下“調查報道——揭開真相”，又在旁邊用紅筆寫了四個字：“事實即武器。”
嚴叔用了一週時間把怡東洋行自成立以來在港英政府公司註冊處的全部存檔逐頁調閱，發現怡東及其子公司收購九龍塘工廠時往往透過數層中間控股公司進行操作，而這些中間公司的註冊地址中有多處與怡東總部的地址存在關聯。曾叔透過他在商會的舊關係拿到了一份九龍塘工業區過去二十年的廠房交易記錄，發現多數被怡東關聯公司收購的工廠在成交前的估價都顯著低於同期同地段其他工業廠房的成交均價，壓低估價的關鍵角色是一家與怡東有長期業務往來的評估行。曾叔把這家評估行的名字用紅筆圈出來，在旁邊畫了一個箭頭指向怡東洋行。
楚夢瑤把嚴叔的公司註冊檔案和曾叔的廠房交易記錄並排放在燈箱上，逐條比對收購時間線和對應的政策變動節點。她發現怡東在每一次港英政府宣佈土地用途規劃調整之前都能精準地提前收購規劃範圍內的製造工廠，而這些收購行為在時間上的提前量很難用巧合來解釋。她把這幾條時間線用紅筆標註在地圖上，重新審視多年前從劉警長那裡收到的信——劉警長退休前在消防署做了大半輩子火災調查，曾私下對她說陳萬金不是一個人，背後有一個完整的利益輸送鏈條，從土地規劃到消防審批再到低價收購，每一個環節都有專門的人負責。她當時覺得這條線索太大，憑一個記者無法完整呈現。如今她手裡有了嚴叔的公司註冊檔案、曾叔的廠房交易記錄，還有檔案組這一整個配備完整技術支援的小團隊。
調查持續了好幾個月。檔案室的白板上貼滿了地圖、時間線和人名，每一張便籤紙都用不同顏色的記號筆標註了資訊來源和交叉驗證結果。有一個深夜，楚夢瑤在逐頁比對怡東洋行的董事會會議紀要和九龍塘工廠收購時間線時，發現了一條被反覆修改的審批意見——每一次修改都恰好發生在收購價格被壓低的那個時間段內。她拿起紅筆在這條線索旁邊畫了一個圈，在下面寫了兩個字：“是他。”
她讓嚴叔把所有和這條線索相關的檔案逐頁影印編號歸檔，讓曾叔透過商會的舊關係核實了相關官員的任職時間線。一切準備就緒之後，她把檔案組所有調查成果整理成一本厚厚的卷宗，封面上用工整的鋼筆字寫著幾個字：九龍塘製造工廠非正常破產收購案——證據彙編。卷宗最後一頁是一張時間線總表，從多年前九龍塘第一家制造工廠被低價收購，到最後一家工廠在怡東解除渠道禁令後依然因資金鍊斷裂被迫出售，所有事件的起止時間和關聯人物全部用不同顏色的線條標註得清清楚楚。
李家港逐頁翻閱完這份卷宗，沉默了很久。他把卷宗放在桌上，問她打算怎麼用。楚夢瑤說不是現在——這些檔案需要等待一個合適的時機。但她要確保一件事：當那個時機到來的時候，所有證據都已經被完整地歸檔、交叉驗證、不可篡改。窗外那顆啟明星正低懸在飛鵝嶺上方，她把卷宗鎖進檔案櫃裡，在封面上寫下一行字，標註了歸檔日期和檔案編號。雨還在下，她端起桌上已經涼透的咖啡走到窗前，看著鐵門外那片被雨水沖刷得乾乾淨淨的空地。她想起多年前她以記者身份第一次站在那扇鐵門前時，在採訪本上寫下的那句話，想起馮主編在退休前最後一次審她的稿時說的那句話——好記者一生大概只能寫出幾篇真正發自內心的報道。她在心裡對自己說，這一篇不是用筆寫的。這一篇是用公司註冊檔案、土地交易記錄、時間線和證據鏈寫的——是用事實寫的。窗外九龍塘地鐵站的末班車正從隧道深處隆隆地開過去，聲浪震得傳達室的玻璃窗輕輕顫動。檔案室裡的燈還亮著，白板上那些被紅筆圈出的名字和時間線正在燈光下泛著極淡的光澤，等待著被揭開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