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6月。基輔。氣溫十五度。
陳志明第三次踏上烏克蘭的土地。距離他上次離開不過幾個月，但基輔的街道變了——不是建築變了，是街上的人變了。獨立廣場上的列寧雕像被推倒了，底座上插著一面藍黃兩色的烏克蘭國旗，被初夏的風吹得獵獵作響。幾個月前他第一次來的時候，這裡還叫“十月革命廣場”，底座上還站著列寧。現在列寧的銅像被拖到了廣場角落，鼻子磕掉了一塊，露出裡面的青銅原色，斷口邊緣是綠鏽包圍著一點尖銳的金黃。那隻舉了七十年的右手被某個敖德薩鋼鐵廠的鉗工用氣割槍割斷了，剩下的半截小臂像一根被咬過的骨頭，在六月並不冷的陽光裡指著天空。沒有人看它。基輔人從廣場上匆匆走過，去排隊買麵包的隊伍比幾個月前更長了，但他們的腳步比冬天時快了一些——不是因為天氣暖了，是因為排隊排在前面的人能買到黃油。冬天只有黑麵包，現在有黃油了。黃油比黑麵包貴，但有人買。
陳志明穿過廣場，走向烏克蘭科學院半導體物理研究所那扇被積雪封過四個月的後門。現在雪化了。臺階上殘留著一道道鹽漬——不是撒了鹽，是雪水蒸發後留下的白色粉末，把水泥臺階染得斑斑駁駁，像一張褪了色的蘇聯地圖。走廊裡煮土豆的味道淡了。工會活動室裡那臺鐵皮爐子還在，但已經熄了，爐膛裡的灰還是溼的——大概是被春天化雪的潮氣浸透了。
馬爾丘克教授在四樓實驗室門口等他，還是那件三件毛衣，但手裡端的不是木炭，是一杯熱咖啡。不是速溶咖啡，是真正的巴西咖啡豆磨的，裝在印著“創世紀實驗室”字樣的陶瓷杯裡。杯子很新，是深圳工廠統一配發的，但杯沿上已經有一道褐色的咖啡漬——不是洗不掉，是馬爾丘克捨不得洗，他說這道咖啡漬是在恆溫實驗室裡連續工作了一整夜後留下的，每一圈漬痕都對應著一個小時。最淺的是晚上十點，最深的是凌晨四點。那一個小時他完成了量子阱雷射器低溫測試中最關鍵的一組資料——不是在基輔的儲藏室裡裹著舊報紙寫的，是在深圳恆溫實驗室裡，用新配的液氦冷卻泵，腳趾上穿著阿爾費羅夫送給庫茲涅佐夫的那種厚羊毛襪。
“庫茲涅佐夫的資料——極低溫量子阱光增益譜——上週通過了《應用物理通訊》的同行評審。三個評審，全是美國人。貝爾實驗室的評審在評審意見裡寫：‘這些資料令人印象深刻。但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實驗條件——據作者描述，這些資料最初是在零下三十度的環境中用陽光當光源測得的。’他大概永遠也不會知道，這個作者之所以用陽光當光源，不是因為陽光比雷射器更精確。是因為沒有雷射器。”
馬爾丘克端著咖啡杯沉默了一會，說庫茲涅佐夫在論文致謝里寫了一段話，被期刊編輯刪掉了。那段話是——“感謝我的導師馬爾丘克教授，他在暖氣停了的實驗室裡教會我，液氦泵的密封圈在零下三十度會凍裂。但人的手指不會。因為人可以把大衣脫下來，裹在泵上。”
陳志明沒有接話。他把公文包放在實驗臺上，掏出那份準備了兩個月的合作協議。不是個人聘用合同，是機構間技術合作協議。甲方是創世紀實驗室，乙方是烏克蘭科學院半導體物理研究所。馬爾丘克接過協議，沒有翻開。他端著咖啡杯走到窗前。窗外獨立廣場上那面藍黃兩色的烏克蘭國旗還在風裡飄。
“你知道我們研究所最值錢的是什麼嗎。不是裝置。最值錢的裝置已經運到深圳了——那臺捷克斯洛伐克示波器，那臺還能轉的硬碟，還有庫茲涅佐夫的大衣。最值錢的是資料。
我們在這棟暖氣停了四年的樓裡，用最後一臺還能開機的液氦冷卻泵，在零下三十度的儲藏室裡，守著一堆用舊報紙裹著的密封圈，測完了蘇聯時期立項的所有量子阱雷射器低溫光譜資料。不是因為我們想當英雄。是因為斷電之前不測完，資料就沒了。現在資料已經全部轉移到深圳的伺服器上。
庫茲涅佐夫在恆溫實驗室裡驗證了每一組資料，他左腳上被凍掉的那兩根腳趾尖沒有白丟。資料是對的。所有資料——遠紅外到真空紫外的幾萬條光譜線，每一條都經得起貝爾實驗室的評審。”
馬爾丘克翻開協議。條款不多，只有三頁，包括聯合實驗室選址在基輔，全部沿用深圳標準——恆溫恆溼、正壓送風、不間斷電源、獨立備份伺服器；智慧財產權歸屬和專利收益分配明確按雙方貢獻比例即時核算；人員交流機制確保基輔和深圳之間每年有固定的雙向名額。他翻到最後一頁，在簽名欄裡寫下自己的名字。
然後他把協議推回去，說了一句話——“這條走廊裡，曾經有二十幾個人圍著那臺鐵皮爐子烤手。現在他們全在深圳。基輔這邊——我們從頭開始。不是從零開始。是從資料開始。你們運走的硬盤裡，有我們二十年的心血。現在我們要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往前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