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曉知道自己正在走向一個某種意義上的上升時刻，而這恰恰是她蟄伏的矛盾面，蟄伏是需要低調無人注意的。戶曹的同僚們會怎麼看她？趙掌案會怎麼用她？其他幾曹的胥吏會怎麼議論她？包拯會不會繼續注意到她？
太多問題，沒有答案。
事實證明，她的擔憂一點都不多餘。
被包拯召見的訊息像滴進滾油裡的一瓢水，炸得整個戶曹公房沸騰了整整一個下午。她回到公房時，滿屋子的人都在看她，目光各式各樣，有羨慕的，有嫉妒的，有探究的，還有兩個老吏的眼神分明在說“這小子走了什麼狗屎運”。趙掌案倒是沒有什麼特別的表情，只是在散值前走到她案邊，把原本堆在她案頭的三摞溧水縣田畝冊子搬走了兩摞，只留了一摞，語氣平淡地說了句：“包大人吩咐了，讓你騰出手來做清冊總目的彙總，雜活分給別人。”
明曉愣了一下，還沒來得及道謝，趙掌案已經搬著冊子走遠了。
旁邊案上的一個老吏抬起頭，眼神複雜地看了她一眼。
那表情明曉讀得很清楚：你小子一個多月前還在搬行李住吏舍，現在包大人親自發話給你減活兒，你這面子比老子幹了十年還大。但他什麼都沒說，只是低下頭繼續抄他的賬本。
明曉的日子就這麼變了味。
她的活確實少了，之前她跟其他胥吏一樣，每天被成堆的冊子壓得抬不起頭，大家在紙堆裡同甘共苦，再苦再累也有種“一根繩上的螞蚱”的默契。現在倒好，包拯一句話，她成了戶曹的特殊存在。幾個老吏雖然不敢公然找她麻煩，畢竟她可是被包大人親自誇過的人，誰吃飽了撐的去觸那個黴頭，但態度上明顯冷淡了許多。中午去公廚吃飯，以前還有幾個人會跟她拼桌，現在她端著碗坐下，周圍的人雖然不至於起身走開，但那種微妙的距離感像一層透明罩子扣在她身上。
倒是周正清態度不變，該點頭點頭，該說話說話。
有一天中午她端著碗坐到周正清旁邊，周正清看了她一眼，只說了句“你那份清冊我看過了，備註寫得確實好”，然後繼續埋頭扒飯。
明曉差點感動得給他夾一塊自己碗裡的蘿蔔。
另一個變化是，她的“開封人士”身份被重新翻了出來。以前大家只知道她是開封來的，沒人在意，開封來的落第書生多她一個不多。但現在不同了，一個被包拯親自誇獎的新人，這層關係說不清道不明，越想越耐人尋味。有人私下裡猜測她是包拯在開封的舊相識，有人猜測她是包拯哪個故舊門生的子侄，還有人猜測得更離譜，說她可能是包拯安插在戶曹的眼線。這些猜測沒有一個是真的，但沒有一個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有人這麼猜，就沒人敢輕易得罪她。
明曉哭笑不得。
不過也好，距離感雖然讓她不舒服，但至少保證了沒人會過分親近她、窺探她的隱私。她晚上裹著被子縮在靠牆的床板上，想通了這一層，覺得也不算太壞。
日子就這麼不鹹不淡往前。
江寧的冬天徹底站穩了腳跟。
秦淮河的水面結了一層薄冰，清晨推開吏舍的房門，冷風灌進領口，像有人往她脖子上倒了一盆涼水。街上的行人都換上了厚棉襖，賣烤紅薯和熱湯餅的小販生意紅火，白騰騰的熱氣從一個個攤位上升起來，在冷空氣裡凝成團團白霧。她朝西的房間完美地兌現了孫掌吏那句“冬天灌西北風”的預言，紙窗的縫隙被她用碎布塞了三遍，風還是能找到刁鑽的角度鑽進來，凍得她半夜把棉被裹成一個蠶蛹的形狀。
但這些都不是她最擔心的事。
順子的回信遲遲沒到。
她到江寧後第三天就給順子寄了信，算算日子，從江寧到常州往返不過五六天。她後來又寫了一封，兩封信之間隔了十天。到現在，距離第一封信寄出已經過去了一個多月，音信全無。
她開始在心裡列各種可能性。最好的情況是信沒送到，信在路上丟了，驛站丟信是常有的事，不稀奇。稍壞的情況是順子收到了信但不方便回覆，常州那邊是不是出了什麼事？最壞的情況是她不太願意去想的，順子可能被文家的人找到了，或者上出了意外。
她每天散值後都會繞到府衙前街的驛站問一句，驛丞是個圓臉的中年人，看見她就搖頭，後來乾脆不等她開口就搖頭，活像一隻條件反射的撥浪鼓。
傍晚散值後她照例去了趟驛站，又收穫了一個搖頭，回到吏舍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腦子裡把最壞的情況翻來覆去地演了好幾遍。最後實在睡不著，乾脆摸黑坐起來，靠在牆上盯著紙窗上那一小塊月光發呆，心想再等兩天，再等兩天要是還沒有訊息，她就得想辦法透過清風樓的渠道打聽一下了。
一天，江寧下了一場小雪。不是那種鋪天蓋地的大雪，是南方特有的細碎雪粒，落到青石板路面上就化了，只留下溼漉漉的水痕。
天空灰白一片，空氣冷得扎鼻子，府衙裡的胥吏們都在公房裡縮著脖子，把手揣在袖子裡，每寫完一行字就趕緊搓兩下手指。
明曉正趴在案上核對溧水縣送來的冬小麥播種面積清冊，趙掌案從外面走進來，手裡拿著一疊文書，腳步比平時快了幾分。明曉下意識抬頭看了一眼，發現趙掌案的目光正好落在她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