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表哥在縣中教語文。去年冬天，他花八百塊錢買了套《莎士比亞全集》，被他母親唸叨了整整一個禮拜——“八百塊，夠買半頭豬了。”
他跟我講這事時，我們正坐在縣城唯一一家有落地窗的奶茶店裡。窗外是灰撲撲的街，偶爾有輛電動三輪車突突突地開過去，車上拉著白菜或蜂窩煤。他說，你知道嗎，全校兩千多個學生，沒有一個知道莎士比亞是誰。他們能背“床前明月光”，但不知道“羅密歐”和“朱麗葉”有什麼區別。
我說那你還買。
他說，我買了放在辦公室，沒人看，我自己看。有時候晚自習值班，學生做卷子，我就在講臺上讀《哈姆雷特》。讀到“生存還是毀滅”那段，底下有個學生舉手問：“老師，你念這個是英語嗎？”他說不是，是語文。學生哦了一聲，繼續做題。
他笑了。那種笑，像是冬天裡呵出的一口白氣，存在過，但抓不住。
我還有個發小，中專畢業，在鎮上開了家理髮店。店面很小，牆上貼滿發黃的明星髮型海報，最新的一張是十年前的。她每次給我剪頭髮，都特別認真地徵求我意見：“這裡要不要再短一釐米？你後腦勺有點扁，我給你修個弧度。”她剪一個頭十五塊，洗剪吹。但她每個月都會關店一天，坐四十分鐘公交去市裡的圖書館，借幾本服裝設計的書回來。她說她最大的夢想是去上海看一場時裝週，哪怕站在門口看看進出的人穿什麼也行。
去年她終於去了。在門口站了兩個小時，拍了一百多張照片，回來給我看。照片裡全是別人的背影，大衣、圍巾、奇奇怪怪的鞋。我說你怎麼不拍正面。她說不好意思，怕人家瞪我。
後來她把那些照片打印出來，貼在她理髮店的鏡子上。顧客問這誰啊，她說模特。顧客說模特怎麼不露臉。她說，露臉就不酷了。
我想，理想主義在十八線城市大概就是這樣。它不會長出翅膀飛起來，但它會變成你生活裡一個特別不合時宜的角落。是表哥講臺上那本翻到卷邊的《莎士比亞》，是理髮店鏡子上那些沒有臉的照片，是我另一個同學在鄉鎮衛生院值夜班時偷偷寫的小說——他寫了一個主角，在火星上開了一家燒烤店。
這些東西換不來錢，換不來房子，換不來任何世俗意義上的“有用”。它們的存在甚至有點可笑，像在一碗陽春麵裡非要點綴兩片松露。但如果你把它們抽走，這座城市就真的只剩下灰撲撲的街和突突突的三輪車了。
表哥後來跟我說，有一次他講到《莊子》，說到“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底下有個學生突然小聲接了句：“那夏蟲也挺好的，它不用凍死。”他愣了半天，然後說：“對，你說得對，夏蟲挺好的。”
他說那一刻他覺得，理想主義或許不是非要飛出去，而是哪怕你只是一條夏蟲，也願意偶爾抬頭想想冰是什麼樣子。
這就夠了。在十八線城市，有太多東西可以讓一個人放棄想象。但總有人，在十五塊錢的髮型裡偷偷藏一個時裝週的夢，在晚自習的講臺上讀一段沒人聽的臺詞。他們沒改變世界，但他們保住了自己那一小塊不結冰的水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