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個月的底檔，鋪滿郵電所兩張長桌。
檔案員先定規矩：原冊只能由工作人員翻頁，沈知夏、何翠英和陸沉川駐地委託的家屬聯絡員分別摘錄；金額、日期、附言和簽收方式缺一不可。陸沉川已返隊，透過單位寄來個人存根影印與核對授權，不能親自到場便不假裝在場。
第一年六筆已核過，再從遺漏月份補。1981年七月沒有匯款，存根註明駐地轉訓、津貼延後；八月一次補匯五十二元，附言分成妻女生活三十元、家中老人十二元、建民學藝十元。九月匯二十八元，明確小滿看病。十月無匯，十二月匯三十五元，沒有附言。
三十六個月沒有一條整齊的線。有的月沒匯，有的補匯，有的專門寫著藥錢。
1982年共查到十一筆，最大一筆六十四元，包含冬衣、藥費和家用；最小一筆八元，只寫“給娘買藥”。小滿週歲鞋款五元單獨一筆，由周桂芬簽收。生日信同月的三十元妻女生活款，則在陸家賬上對應到陸建民待客和一筆糧食支出。糧食是否由母女吃到，需要再問。
1983年匯款逐漸增加，卻出現三次由陸父簽收、兩次畫圈代收。陸父去世後，周桂芬開始穩定簽名；沈知夏本人簽收為零。
“一個月都沒有？”檔案員再次確認。
沈知夏搖頭。過去她只見過婆婆零星給的幾元買鹽買布，每次都說是陸家統一安排，從未拿過匯款單。
何翠英將“未本人簽收”與“未實際受益”分開。簽收事實清楚，不代表每分錢都沒用於妻女；反過來，陸家買過糧也不等於專款全部到位。後續要把藥費、衣物、糧食和住房支出逐項核實。
到下午，三十六個月仍有四個月原冊字跡不清、兩筆存根日期相差一天。已經清楚的匯款總額超過一千二百元，其中附言明確指向妻女的部分佔大半。準確數必須等模糊頁複核，不能提前寫成定數。
何翠英把初步金額再分成四類：明確妻女專款、明確老人或弟妹用途、一般家用、附言不清。第一類也不自動全算欠款，因為陸家若能證明給小滿看病、給沈知夏買糧衣，實際支出應扣；第二類則不應因收件地址在陸家就算妻女受益。分類比總數慢，卻能防止以後把同一筆錢重複追討。
周桂芬在得知初步金額後趕到郵電所，開口便說陸家五年吃飯也要錢。沈知夏沒有否認共同生活成本，只要求列出標準和實際承擔：她每日下地工分、縫補勞動、孃家送來的糧，同樣要進入家庭收支，不能只把丈夫匯款算收入，再把全家吃飯都算妻女欠債。
馬長順隨後提供生產隊工分底冊。沈知夏生小滿後半年工分較少，之後兩年已接近成年女勞力平均；她分到的口糧一直併入陸家大灶。孃家每年送糧次數還需沈德順和運糧人證明。家庭生活成本因此會算，但不會按兩個完全不勞動的人頭來扣。
劉大夫也願調取能找到的診療薄。小滿幾次發燒、沈知夏生產後的用藥若由陸家實際付錢，可以進入妻女受益；口頭說“給她們看過病”卻沒有日期和金額，只能列待核。周桂芬聽見連花過的錢也認可，態度稍緩，卻仍不肯交出她自己儲存的舊票據箱。何翠英為此另開物品清點申請，不允許趁老人不在私翻。
檔案員不處理家庭分配，請雙方不要在原冊前爭吵。何翠英把爭議帶回公社另議。
核到1982年春，一張附言讓所有人停下。
陸沉川寫：“紅山家屬房可再次申請。若知夏不願隨軍，請她親筆回信，說明顧慮，我再想辦法。不要替她決定。”
對應月份確實有一封回信存根。家屬聯絡員從陸沉川證據袋裡找出原件影印，內容寫沈知夏嫌駐地偏、住房小，不願帶孩子受苦，還說“金窩銀窩不如自家草窩”。
沈知夏只看一眼便說：“不是我寫的。”
字跡像她早年寫信，落款也像，可那句俗語她從不用。她孃家常說的是“屋小能收拾，人心不能擠”，從不說金窩銀窩。
何翠英不以生活習慣直接定筆跡，只把語言差異記為線索。回信紙張、墨水、郵戳和其他七封假信需一併比對。
周桂芬卻說：“一句話誰不能說？你為了進城，連自己寫過的都不認。”
“我當年若嫌房小，為什麼給孃家寫的未寄信裡一直問托兒和工作？”
兩種材料形成衝突，正需要查，而不是靠誰嗓門大。
許秀芹當晚來送賬本格式，看到回信影印件上的俗語，神色一變：“秀玲常說這句。她每次嫌家裡破，都說以後找物件要住金窩，不能守草窩。”
一句口頭禪只能算旁證。何翠英請她寫正式陳述，註明聽過的大致時期和場合，不讓一句“我認得”變成定案。
原回信也按紙張摺痕和郵戳順序儲存。墨水檢驗條件有限，現階段只能結合筆跡、語言、寄出時人在何處和見證陳述交叉判斷。檔案員又提醒，代收欄有時由投遞員代寫再讓收件人畫圈，每筆都要對照投遞路線，不能只看紙面一個字便定冒名。
家屬聯絡員也將原回信按紙張摺痕和郵戳順序編號儲存，編號只是檔案頁次，不進入人物稱呼和敘事。墨水檢驗條件有限，現階段只能結合筆跡、語言、寄出時人在何處和見證陳述交叉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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