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外面的臺階上,有個老太太在賣喜糖。
紅色的塑膠桶,五塊錢一包,跟何苗裝的那種一樣。
沒有人買。
陽光很好,落在臺階上,落在那個紅色的桶上。
兩個法警押著車走了,警笛沒響,安安靜靜的。
旁聽席的人一個一個往外走,那扇門推開又合上。
只剩下審判長在整理卷宗,一張一張,理得很齊。
我最後回頭看了一眼那個法庭。
第二次開庭的日期還貼在門口的公告欄上,是宋哲他們上訴的日子。
他們還會來,還會吵,還會算。
我都不會再來了。
這裡的事,跟我沒關係了。
法警把警車開出法院大門,拐上大路,很快看不見了。
臺階上那個賣喜糖的老太太,也開始收攤,把紅色的塑膠桶扣好,綁上三輪車。
日頭正好。
我站在臺階上,看了最後一眼這座城市。
然後往上飄,一直往上。
我穿過法院的屋頂,乘著初春的風飄出去。
媽住在離法院二十分鐘的地方。她今天沒來旁聽,她說她不想再看見那兩張臉。
我飄回她住的那間小屋子。
她坐在窗邊的舊沙發上,膝蓋上鋪著那床喜被。
大紅的綢面上,繡了一半的鴛鴦停在半路,針還別在布上。這半年,她時不時繡幾針,又放下,一直沒能繡完。
午後的陽光落在喜被上,把那些還沒收針的絲線照得發亮。
我伏下去,把臉貼在綢面上。
那片紅是涼的,像那天凍庫裡的光,又像小時候我趴在她膝蓋上睡午覺時,她手心的溫度。
她的手在喜被上停了一下,停了很久。
然後她拿起針,穿上線,低下頭,一針一針,接著往下繡。
窗外,一隻麻雀落在窗臺上,歪著頭看了看屋裡,撲稜一聲飛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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