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母親看到自己的孩子從樓梯上摔下來，不管她和這個孩子之間有多少隔閡、多少陌生、多少沒說出口的話，第一反應都是——你在流血。比起白小墨之前手腕上那些整齊的傷口，樓梯上的傷口更突然，更不可預測，更不像“她自己作的”。割腕可以是演，摔下樓梯怎麼演？疼是真的，眼淚是真的，膝蓋上的淤青是真的。胡慧琴捧著我臉的手感覺到了我臉頰的溫度，眼淚是涼的。冰涼的。
白忠天也上來了。他走樓梯的時候腳步聲很重，每一步都像在審判什麼。他停在白梧桐旁邊，站在那裡，看著她。白梧桐的手終於放下了。她看著面前這個畫面——母親蹲在妹妹身邊，父親站在自己身邊，妹妹在哭，母親在發抖，父親的影子把她整個人罩住了。她終於發出了聲音，不大，沙啞。
“我沒碰她。我真的沒有碰她。”
白忠天沒有說話。白梧桐的聲音大了，尖銳了。
“我沒有推她！她自己摔的！你們看我幹什麼？是她自己摔的！”
她是對的。她沒有推我，她沒有碰我。是我自己摔的。但一個人被冤枉了好幾年，當她終於說“我是冤枉的”的時候，沒有人會信。她今天嚐到了白小墨七年前第一次被冤枉時的滋味——你明明什麼都沒有做，但所有人看著你的眼神都在說“你做了什麼”。你說“我沒有”，他們看著你的眼神變成了“你還在撒謊”。你說“真的沒有”，他們看著你的眼神變成了“夠了，別說了”。
白忠天沒有說話。他看著白梧桐，像在看一個陌生人。那種目光不是憤怒，不是失望，是一種更冷的東西——是“你跟我想象的不一樣”。
白忠天想象中的白梧桐，是那個在他公司出問題那年每天晚上陪他喝茶的女兒，是那個會在媽媽手腕扭傷時幫她揉藥的女兒，是那個會說“爸你辛苦了”的女兒。不是這個站在樓梯上尖叫著“你們看我幹什麼”的女兒。
白梧桐的眼淚下來了。
“你們信她。你們當然信她，她是你們的親生女兒。我算什麼？我什麼都不是。十幾年，十幾年抵不過一個——”
“梧桐。”白忠天的聲音不高，但那個稱呼——不是“白梧桐”，是“梧桐”，是最後一點耐心，是最後一聲父親對女兒的呼喚。
白梧桐停下來了。
白忠天看了她一眼，轉身上樓了。不是回書房，是上樓。腳步聲從二樓到三樓，從清晰到模糊，然後三樓走廊盡頭那扇門關上了。他不想再看了。
胡慧琴把我扶起來。我的膝蓋很疼，疼得站不穩。胡慧琴一手扶著我的胳膊，一手攬著我的腰，把我從樓梯上慢慢地扶下來。我的書包被傭人撿起來了，筆也被撿起來了，一一放回書包裡。
胡慧琴扶著我往客廳走。白梧桐站在樓梯上，沒有人看她。胡慧琴沒有看她，傭人沒有看她。她一個人站在樓梯上，像一座被遺忘了的雕塑。日光從窗戶照進來，落在她身上，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長很長，一首投到樓梯下面的地磚上，黑黑的，瘦瘦的。她站在自己的影子裡，像一棵種在花盆裡太久的植物，根己經長滿了整個容器，土己經沒有了營養，但她不能換盆，因為換了盆就不一定還能活在這個房間裡了。
在客廳的沙發上坐下來的時候，膝蓋上的刺痛還在一陣一陣地往上傳。胡慧琴拿來了藥箱，蹲在我面前，用棉籤蘸了碘伏輕輕地在破皮的地方塗抹。棉籤碰到傷口的瞬間，疼得我倒吸了一口涼氣，手指攥緊了沙發墊，攥得指節發白。
白忠天在樓上，白宇不在，白梧桐在樓梯上站著，不知道站了多久。這個畫面看起來是一個母親在為摔傷的女兒處理傷口，但胡慧琴的手在抖。不是心疼的手抖，是不確定。她不知道今天這場意外到底是怎麼回事，不知道白梧桐說的“我沒有碰她”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坐在她面前哭著的這個女兒到底是真的摔了還是另有隱情。她的不確定，就是白小墨用七年時間建立起來的信用。
白小墨從不撒謊，所以當她說“我沒有拿項鍊”的時候，沒有人信她。她也從不說謊，所以她今天說“是我自己不小心”的時候，也沒有人信她。說不說謊都會被懷疑。說真話和說假話的下場是一樣的，那真話和假話還有什麼區別？
白梧桐從樓梯上下來了。她走到客廳，站在茶几對面，看著胡慧琴蹲在我面前給我上藥，看著白忠天的書房門緊閉著。她的手垂在身體兩側，手指微微蜷著。她沒有走過來，沒有說“小墨你沒事吧”，也沒有說“媽我來幫你”。她站在那裡，像一個不知道自己該站在哪裡的人。
“媽。我沒有推她。是她自己摔的。”
胡慧琴的手停了一下。她繼續塗藥，碘伏的棕色在白小墨蒼白的膝蓋上塗出一個不規則的圓形，像一個小小的、褐色的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