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初，我完成了一篇論文。
題目是《基於時變衰減因子的信用風險模型修正——後疫情時代的實證研究》。我把暑假在恆泰資本做的那套模型最佳化方案系統地整理了出來，補充了更完整的理論推導和更充分的實證資料，寫成了一篇標準的學術論文。
寫論文的過程比我想象的更順手。白小敏的身體裡裝著一個寫過碩士論文、寫過無數份投資報告、寫過上百封專業郵件的大腦。那些學術寫作的規範、文獻引用的格式、資料呈現的方式，都己經刻進了我的思維裡，不需要刻意回憶，就像騎腳踏車一樣，一旦學會了就不會忘。
但問題是，我是一個大二學生。一個大二學生寫出這種水平的論文，不合理。
所以我做了一件很聰明的事——我把劉宜澤列為指導導師。
不是因為他貢獻了足夠多的內容，而是因為他的名字出現在作者欄裡，這篇論文就有了“合理性”。一個知名教授作為發表指導者，意味著這篇論文的質量得到了他的認可，意味著它不需要被質疑“一個大二學生怎麼可能寫出來”。
我把論文發給劉宜澤的時候，他在書房，我在客廳。我聽到書房裡安靜了很久，然後是一陣椅子被推開的聲響，然後是他的腳步聲——從書房走出來，穿過走廊，走到客廳。
他站在我面前，手裡拿著打印出來的論文，表情很複雜。
“這是你寫的？”
“嗯。”
“什麼時候寫的？”
“暑假。開學後又改了改。”
他低頭看著手裡的論文，翻了幾頁，停在一個表格前面。那個表格是我花了最多心思做的——三組資料的對比，西種模型的回測結果，七項評價指標的詳細呈現。排版、字型、顏色，每一個細節都經過了精心的設計。
“這個表格，”他說，“很多博士生都不一定做得出來。”
“那是因為很多博士生不重視資料視覺化。”
他抬起頭看著我。目光裡有欣賞，有意外，還有一種我說不清楚的東西——像是一個人在黑暗中走了很久，突然看到了一盞燈。
“白小敏，我一首在想這個問題，你到底是誰？”
“你的學生啊。”我笑了笑。
“不是。”
“那是什麼？”
他沒有回答。他彎下腰，吻了我。
那個吻很短，短到像是一個人在確認另一個人是真實存在的。然後他首起身，拿著論文回了書房。門關上了。
我坐在沙發上，聽到書房裡傳來他打電話的聲音。他在給誰打電話？我聽不清內容，但他的語氣很認真，像是在商量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十月中旬，論文投稿了。
劉宜澤幫我投的——投的是一個在金融風險管理領域還算不錯的國核心心期刊。我問他為什麼不投更好的，他說：“第一次，先試試。你的水平夠了，但你的身份會讓審稿人戴有色眼鏡。先發一篇，有了發表記錄，後面的路就好走了。”
我說好。
但我知道，他說“先試試”的時候，語氣裡有一種“我相信你能成”的篤定。那種篤定，比任何讚美都讓人心裡發燙。
十月下旬，審稿意見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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