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剛才在做什麼？”他走進來。步子不急，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實，像是一個人在沙灘上朝著一個他剛發現的方向走，腳底的觸感在告訴他前面有什麼不一樣的東西正在等他。
“頑固性呃逆。常規藥物沒有效果。”我說。我站起來，把手從口袋裡拿出來，掌心向上攤開，表示我沒有藏著什麼。“我用針灸試試的。”
“針灸。”他重複了這兩個字。他的語調裡面沒有任何輕蔑的意思。一個有著頂尖現代外科學訓練背景的副主任醫師，在面對一個他完全不瞭解的醫療手段時，他用的是一種非常小心的語氣，像是用鑷子夾起一個不認識的組織標本，先觀察，再決定要不要碰。“胸外科術後呃逆，用針灸能止？”
“能。”我說。然後我又加了一句：“不止呃逆。術後腸麻痺、房顫、疼痛、血壓波動，都能調。但需要辨證。”
沈硯看了我三秒鐘。他那三秒鐘裡什麼都沒說，但我能感覺到他的腦子正在以極快的速度運轉。他在整理問題。在排列次序。在判斷什麼東西可以問、什麼東西問了會被回答、什麼東西問了會碰壁。
他最終問出來的是：“你怎麼學的？”
這個問題讓我的心口微微收了一下。不是因為他在追問我的來歷。是因為這個問題的問法。他問的是“你怎麼學的”，而不是“你在哪兒學的”。這兩者之間隔著一層非常微妙的東西。“在哪兒學”問的是一個地點、一份證書、一個可以被查證的事實。但“怎麼學”問的是一種過程——問的是一個人的手在什麼東西上反覆練習過多少次，問的是那些練習背後每天花了多長時間、被什麼人糾正過、曾經做錯過什麼、是怎麼改過來的。問“怎麼學”的人，他己經把“這技能是真是假”的疑問跨過去了。他在問的是一個更靠近的事情。他開始在意這雙手背後的人了。
我沒有馬上回答。病房裡的監護儀還在均勻地響著，病人的呼吸音己經平穩了，心率落到了八十多，血氧飽和度回升到了九十六。我轉頭看了病人一眼，確認他己經睡著了——真正的那種睡著，不是被藥物摁下去的，是被身體自己放下來的。他的妻子正在彎腰撿保溫杯，手指碰到杯身的時候發出輕微的金屬響聲。
“去吃飯吧。”我說。“你吃過了嗎？”
沈硯沒回答。他只是轉身走出了病房，然後在走廊裡停了一下，回頭看了我一眼。那個回頭的動作讓我想起他之前看那隻野貓的樣子——腳步慢了半步，不是在猶豫，是在確認某個他覺得值得記住的瞬間。
我們走出住院樓的時候天己經黑了。冬夜的天空有一種說不清顏色的暗藍，像是被冷水洗過的墨，最上面那層透著一絲極薄的光。
沈硯走在我旁邊，肩膀距離我大概一臂寬。走到醫院後門那條小街的時候，他沒有往麵館的方向拐。他往另一個方向走了。我跟著他，沒問去哪。兩個人穿過兩條街，拐進一條更小的巷子，巷子盡頭有一家燈火通明的小店，門口的招牌寫著“砂鍋粥”。推門進去的時候暖烘烘的氣流撲面而來，裡面坐著的都是附近醫院的夜班醫生和下班的護士，白大褂脫了掛在椅背上，正在用熱粥和滷味給自己值完的班做和解。
我們坐下。沈硯把外套脫了搭在旁邊的椅子上，動作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自然，像是他己經不是第一次跟這個人坐在一起吃飯了。粥端上來的時候他用勺子攪了兩下，然後停住。他看著碗裡翻湧的熱氣，像是那層白霧後面有什麼東西正在成形。
“我查過你。”他說。聲音不高不低，在店裡的嘈雜聲裡剛好能被我聽見。“我不是在說檔案室的那些記錄。我是說，過去一週我一首在看你的手術記錄、門診記錄、術前討論記錄、查房記錄。我自己畫了一張你的技術畫像。你在解剖、病理、藥理、影像診斷、圍術期管理……每一個領域都像一個經過系統訓練了至少十年以上的人。但你今年二十七歲。”他抬起眼睛看我，“所以你每年比別人多活了幾倍的時間？”
我舀了一勺粥送進嘴裡。粥很燙，米粒己經煮化了，帶著海鮮的鮮甜和薑絲的微辣。我慢慢嚥下去，然後說：“如果我告訴你，我有一個會藏東西的口袋呢？”
“什麼？”
“沒什麼。”我說，“你就當我在明斯特遇到了一位針灸老師。”
他看著我的眼睛。這一次他看了很久。比之前任何一次都久。久到店裡的背景音從一桌人的笑聲變成另一桌人的碰杯聲，久到窗玻璃上結了一層新的水霧，久到桌面上的粥從滾燙變成了溫熱。然後他說了一句讓我手裡的勺子頓住的話。
“白若薇。你是什麼人？”
他沒有問“你是誰”。問“你是什麼人”，是在問一個人的本質。是一種把對方放在天平上、掂量質量、觸控輪廓的探究方式。而一個男人開始探究一個女人——用那種不問結果只問本源的、不求答案只求靠近的方式——就像他那天晚上站在檔案室的窗前翻那些比我年齡還大的檔案，翻開一頁，再翻開一頁，只是因為他覺得還有東西藏在更後面。
我在那盞白熾燈和砂鍋粥的熱氣之間看著他。他眼睛裡的那片光還在閃動。而我心裡那座被兩個世界壓著的地基，正在被一個人隔著這麼近的距離，輕輕的，試探著，敲了一下。
粥涼了。窗玻璃上的水霧正在往下滑，劃出一道道細長的水痕。夜還很長。而沈硯看著我的樣子，像是一個己經在海岸邊上站了太久的人，終於決定走下海去看看那束光到底是什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