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經濟系開了一門新課——《發展經濟學》，授課的是剛從美國訪學歸來的張教授。
張教授四十多歲，梳著整齊的分頭，穿著筆挺的中山裝，說話中英文夾雜：“同學們，發展經濟學研究的是發展中國家如何實現經濟增長、擺脫貧困。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這門課對你們尤其重要。”
第一堂課，張教授講“劉易斯轉折點”——發展中國家從勞動力過剩到勞動力短缺的轉折點。
“中國目前還處在勞動力無限供給階段，”張教授在黑板上畫著曲線，“但隨著經濟發展，勞動力會從農業向工業轉移，工資會上升，最終達到轉折點。這個轉折點何時到來，取決於工業化速度、人口結構等多種因素。”
林致遠舉手：“張教授，我想問一個問題。”
“請講。”
“劉易斯模型假設農村存在大量剩餘勞動力，這些勞動力可以零成本轉移。但在中國，特別是山區，勞動力轉移是有成本的——交通成本、資訊成本、適應成本。這些成本會影響轉折點的到來時間嗎？”
張教授眼睛一亮：“很好的問題！劉易斯模型確實簡化了轉移成本。在實際中，這些成本確實存在。那你覺得，這些成本該如何衡量？”
“我覺得可以從幾個維度衡量。”林致遠站起來，走到黑板前，“第一，地理維度——平原地區和山區的轉移成本不同。第二，教育維度——受教育程度高的勞動力，適應成本低。第三，制度維度——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都會影響轉移意願。”
他在黑板上畫了一個三維座標系，標出幾個變數。雖然不是嚴格的數學模型，但思路清晰。
張教授很驚訝：“林致遠同學，你這些想法從哪來的？”
“從我自己的經歷。”林致遠說，“我是從山東山區來的。我們那裡很多人想出來打工，但不知道去哪，不知道能幹什麼。這就是資訊成本。出來了，沒地方住，找不到工作，這就是適應成本。如果這些成本太高，即使農村有剩餘勞動力，也很難轉移。”
教室裡安靜下來。很多城裡同學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視角。
張教授點點頭：“實踐出真知。林致遠同學提供了一個重要的修正——劉易斯模型需要本土化。我們研究中國經濟，不能照搬西方理論，要結合中國實際。”
下課後，張教授把林致遠叫到辦公室。
“致遠，我看了你的檔案，高考狀元，不簡單。”張教授說，“但更讓我驚訝的是你的思維方式——既有理論素養，又有實踐經驗。你對發展經濟學很有興趣？”
“是的教授。我想研究山區發展問題。”
“具體說說。”
“我想建立一個模型，分析山區脫貧的路徑。”林致遠說，“不只看經濟增長，還要看教育、醫療、基礎設施。不只看短期效果，還要看長期可持續性。”
張教授沉思了一會兒：“這個課題很大，但很有價值。如果你願意，可以參加我的研究小組。我們正在做一個‘中國區域發展不平衡’的課題，需要你這樣有實際感受的研究者。”
“我願意！”林致遠激動地說。
從那天起，林致遠成了張教授研究小組裡唯一的大一學生。小組裡還有兩個研究生，三個大四學生。起初，他們對這個“小學弟”不以為然，但幾次討論會後，都改變了看法。
一次討論山區教育問題。一個研究生說：“山區教育投入不足，應該加大財政撥款。”
林致遠說：“撥款重要，但怎麼用更重要。我們村小學，以前也有撥款，但錢用不到刀刃上——修了圍牆，但沒買圖書；建了操場，但沒請老師。”
“那你的建議是？”
“精準投入。”林致遠說，“第一，改善教師待遇，讓好老師願意去、留得住。第二，購買實用教材，不追求豪華，但求實用。第三，建立激勵機制——學生考得好，老師有獎勵；學校辦得好，校長有提拔。”
另一個研究生問：“錢從哪來？”
“多元籌資。”林致遠說，“財政撥款是主渠道，但可以引入社會資金。比如我們村的助學基金，就是社會籌資。還可以和企業合作——企業資助學校，學校為企業培養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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