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5月8日，深圳銀湖度假村。
初夏的陽光透過梧桐樹葉灑下斑駁光影，深圳企業傢俱樂部正在這裡舉行月度聚會。這是一群特殊的人——他們大多在八十年代南下深圳，從“三來一補”起步，如今已成長為特區第一代企業家。
林致遠和沈清秋在俱樂部發起人之一、萬科董事長王石的引薦下參加這次聚會。兩人步入會場時，立刻感受到一種與北京、香港截然不同的氛圍。
“這裡沒有官僚氣，沒有學院派，只有實幹家。”王石笑著迎接他們，這位日後中國地產界的教父級人物，此時四十出頭，穿著簡單的polo衫和卡其褲，曬得黝黑的臉龐透著戶外運動的痕跡。
會場佈置得很隨意，長條桌上擺著水果、點心和啤酒，幾十個人三三兩兩地站著交談，空氣裡瀰漫著粵語、普通話和蹩腳英語的混合音。
“林先生，你的書我們很多人都看了。”王石遞過一杯啤酒，“特別是關於蘇聯解體的分析，很震撼。我們這些在深圳的人感觸最深——體制一旦僵化，多麼強大的帝國都會崩潰。”
林致遠接過啤酒：“王總過獎。其實我這次來深圳，最想學習的就是特區的創新實踐。書本上的理論，需要實踐的檢驗。”
“實踐？我們這裡最不缺的就是實踐。”一個洪亮的聲音插進來。來人五十多歲，身材壯實，是深圳寶安一家電子廠的老闆陳永強，“林先生，我1982年從潮州過來，當時這裡還是稻田。十年時間，我那個小作坊現在有八百工人，產品賣到歐美。”
王石介紹：“陳總是深圳第一批‘三來一補’企業的代表，從香港接單，在深圳加工，賺到了第一桶金。”
林致遠與陳永強握手：“陳總的經歷，就是改革開放的縮影。從加工貿易起步，完成原始積累，現在應該考慮轉型升級了吧？”
陳永強眼睛一亮：“林先生說到點子上了！現在工人工資年年漲，香港訂單價格年年壓，利潤越來越薄。我想搞自己的品牌，但缺技術，缺設計，更缺懂國際市場的人才。”
這時，一個戴著金絲眼鏡的中年人走過來：“陳總的問題，也是我們很多企業的問題。”他轉向林致遠，“我是深圳科技局的老李，負責企業創新服務。林先生從香港來，又去過歐美，能不能給我們提提建議？”
聚會變成了小型座談會。二三十個企業家圍攏過來，聽林致遠分享國際見聞和投資理念。
“我在香港接觸很多國際資本，他們看好中國，但又有顧慮。”林致遠坦誠地說，“顧慮主要有三點：政策連續性、產權保護、人才儲備。深圳要吸引更多外資和高階產業，必須在這三方面下功夫。”
萬科的王石提問最尖銳：“林先生，你說產權保護重要。但深圳很多企業，包括我的萬科，現在還是‘紅帽子’企業——掛著集體或國有的牌子，實際上是我們私人投資經營。這個問題怎麼解決？”
這個問題問到了改革開放的敏感處。在場所有人都安靜下來，看著林致遠。
林致遠思考片刻，謹慎回答：“王總的問題很關鍵。我的理解是，這是轉型期的特殊現象。一方面，我們要承認現狀的合理性——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紅帽子’保護了很多創業者；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趨勢——現代企業制度的核心是產權清晰。我相信，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法制的完善，這個問題會逐步解決。”
他頓了頓，補充道：“其實萬科已經在探索了——股份制改造、發行B股、建立董事會制度，這些都是向現代企業制度邁進。王總走在了前面。”
王石點頭：“說得對。我們不能等，要主動探索。萬科今年計劃進行更徹底的股份制改造，可能要引入外資股東。”
“如果需要投資，我們可以參與。”林致遠順勢提出，“致遠資本正在尋找有潛力的中國企業。”
這話引起了在場企業家的興趣。接下來的一個小時，林致遠收到了十幾張名片和投資意向。
聚會結束時，王石單獨邀請林致遠和沈清秋：“明天有空嗎？去我的專案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