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趣園賓館的那間客房，在黎國彬失蹤後第三天被服務員發現異常——房門反鎖，敲門無人應答。
強行開啟後，房間裡看起來跟普通退房沒什麼區別——床鋪整理過，地毯吸過，垃圾桶清空了。
但服務員在查房時，注意到地毯上有一塊深色的印痕，位置在床邊和茶几之間。她蹲下看了看，以為是之前客人打翻的茶水，但用手摸了一下，發現已經乾硬結塊，顏色也比茶水深得多。
她叫來領班，領班用溼抹布擦了一下，抹布上留下一抹淡淡的暗紅色。兩個人對看了一眼，沒敢再動，直接報了警。
廣州警方趕到現場，技術人員用魯米諾試劑噴灑在地毯上，藍綠色的熒光在黑暗中亮起來，大片大片地蔓延開來。地毯表面被擦過，但滲透到纖維深處的血跡還在。這間房有人流過大量的血。
但房間裡沒有屍體。
警方隨後在床底發現了一枚被踩進地毯縫隙的金屬紐扣，上面沾著乾涸的血跡。地毯邊緣還撿到一小截斷裂的錶帶。
失蹤人口報案很快對上了。就在客房被發現異常的頭一天，一名女子到廣州市公安局報案，說她的丈夫黎國彬三天前出門去談一筆藥材生意，之後再沒有回來。黎國彬是外地常駐廣州的藥材批發商，長期往返於產地和廣州清平市場之間，隨身常攜帶大額現金。
警方把賓館客房的血跡、紐扣和錶帶跟黎國彬家屬提供的衣物照片做了比對。紐扣的樣式和顏色跟黎國彬常穿的那件外套對得上。錶帶的介面處跟黎國彬戴的那塊表的型號吻合。
沒有屍體，沒有目擊者，沒有監控。但警方基本可以推斷，黎國彬已經遇害，而且就死在那間客房裡。
但那個時候，崔寶純已經在北上的火車上了。
他離開的原因自然是趣園賓館的案子，一個身價近百萬的藥材商人死在正規賓館的客房裡，警方肯定不會輕易放過。他需要暫時離開，而且要快。
但他沒有一絲慌亂，在走之前，從從容容地安排了幾件事。
第一件事，是處理那間客房。他讓手下人把房間裡的痕跡清理乾淨——地毯上的血跡擦掉，所有可能留下指紋的地方都擦了一遍，屍體也被處理掉了。但他知道警方早晚會發現異常，但只要找不到屍體，沒有直接證據指向他，他就有時間應對。
第二件事，是安排手下人撤退。他給廣州的幾個人分別安排了去處，有的回東北，有的去別的城市。。
第三件事，是他自己的撤離路線。他不走直達，不坐飛機。他選擇坐火車北上，但不是一趟車坐到底。他在韶關下車，換了一趟慢車，到衡陽又換了一趟。
他這樣做，是因為他在法院旁聽過庭審，知道警方查案的手段。如果他們查到廣州的火車站，調出那幾天的旅客名單，他不能讓自己的名字出現在任何一張票根上。換車換站，不留痕跡，這是他給自己定的規矩。
到錦州之後，他沒有回康屯。他離家只有幾十裡地，但他沒有回去。他在錦州市區找了一家小旅館住下，用了一個新的名字，然後他開始等。
等什麼，他自己可能也說不清楚。等風聲過去，等警方把趣園賓館的案子掛起來，等下一個機會。
他在錦州沒待太久。他需要一個新的地方，一個新的名字，一個新的“公司”。長春，是他計劃的下一站。
長春。
崔寶純在長春的一家小旅館安頓下來，用的名字是“康學正”，這個名字後來出現在了公安部的通緝令上。
通緝令裡寫的是“化名孫立、康學正等”，但當時沒有人知道，真正的崔寶純已經用了這個身份在長春活動了將近一個月。
長春是他的北方據點。他的身份在廣州是“客商”，在長春是“瀋陽物資部門的工作人員”。
不同的城市，不同的面具，他就像一條變色龍。
長春離錦州近，離老家康屯也近，他有地緣上的便利。而且長春是省會城市，流動人口多，一個東北口音的人在街上走，沒有人會注意。
他最後在長春民族飯店住了下來。民族飯店在長春算中檔，來往的旅客多是出差辦事的。他選這個地方，是因為飯店的登記管理不嚴，用一張假工作證就能住進去，而且飯店裡有電話，方便他跟手下人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