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夜裡，金河被外面的哨聲吵醒，下床來到窗前，聽見一陣大型機械透過倉庫門口時碰撞的響聲。經常有鄂霍茨克和涅留恩格里的卡車進村卸貨。車上運的是鉻鋼閥門、液壓控制器、法蘭軸承之類的昂貴金屬零件。如果是鋼板、機床沖床之類的大件東西，他們就把貨物放在戶外，用防水布蓋住，等天亮再拆。從來沒有村民去動這些東西，在這裡，即使小孩也知道“公有財產”是什麼意思。
卡爾他昆很少走出木刻楞，年輕人卸貨裝貨的時候，他也不去監工。他告訴金河，卡車裡的東西是人們從機械廠裡偷出來的，他有固定的銷售渠道，工廠的車間頭和運輸員都願意和他“做買賣”。政府統計部門每年向上級報告產量，但他們領到錢後從不按量交貨，運到機械廠和服裝製造廠的東西大多是殘次品，好貨在報告單上被劃到了“遭災”和“損毀”的範圍裡，實際上成了“黑貨”。“黑貨”不僅儲存在工人和車間頭的窩點，每家工廠的後院都有地窖和上鎖的倉庫，裡頭存放著完好的東西。工廠裡站崗的人想要好處，不會阻攔工友把東西運出去，檢查員只要幾十盧比就能打發。
卡爾他昆還向金河介紹過那些工廠的規模：每個軸承生產車間都是獨立的水泥建築，廠區有花園、林蔭道和休息室，車間裡裝置著德國生產的高精儀器，有時候工人會把控制一條流水線的電腦拆除，因為他們不會操作。從檢查員到警察再到官僚機構，各自都有賄通的價格。對於這些違法的事情，卡爾他昆通常都不避諱談及，但他從不提起人名，用他的話說——違法活動的根源在於操持制度的人無法改變現狀，不能把責任算在個人頭上。金河問他應該如何改變這種“現狀”時，卡爾他昆的回答又含糊起來。他說他的辦法只針對“公社”面臨的實際問題。這樣做的利處是可以解決問題，弊端是讓這裡長期處於避難狀態，也就是和外界彼此互為非法。
一個下雪天，卡爾他昆弄到一張狐狸皮，請一個牧主的妻子給孩子縫了一件長襖。孩子穿著皮襖，被一個黃頭髮的槍手抱在懷裡，與金河一起望著卡爾他昆和一個女人用鏟子堆雪人。槍手用盧布折成五角星，交給孩子，孩子把五角星裝在雪人的眼眶裡。當晚，卡爾他昆試著說服金河等春天再回烏力楞，理由是“冬天他們不做偷運的活兒”。金河聽從了他的安排。
十二月初的一天上午，有個頭戴雷鋒帽的人把奧加諾夫娜到來的訊息告訴了他們。卡爾他昆放下割肉用的小刀，讓金河帶孩子先回屋。
“別擔心。”他說，“如果他們打死我，你就說你是被剌巴騙到這裡來的。”
“我騙不了她。”
“你可以騙她一次。這次你說啥她都會相信，但也就這一次。”
金河給孩子戴上一個奶嘴，然後走到窗前，把目光投向外面。不一會，他看見奧加諾夫娜和兩個男人從煤煙裡走過來。她穿著一件蓋到腳面的羽絨衣，戴呢子帽，兩隻手插在羽絨衣的口袋裡。卡爾他昆親自給他們開啟木刻楞的大門。兩個男人的鞋底沾著冰泥，腳步聲有些沙啞。
“這裡很好，”金河聽見奧加諾夫娜說，“剛才我來的時候，”她清了清嗓子，“村外的空地上，有幾個半大孩子在拿鞭子抽地，他們是在歡迎我嗎？”
金河從門簾的縫隙中看到卡爾他昆摘下金戒指，放在盛羊肉的盤子一旁。盤子的另一邊擺著他的羊角小獵刀。
“他們在趕走風雪。”卡爾他昆說，“最近雪太大了。”
奧加諾夫娜看向那臺混汞機，問：“這種地下的淘金買賣還好做嗎？”
“如果沒有新規矩。就只是產量多少的問題。”
奧加諾夫娜點了點頭，問：“你統治他們多久了？”
“談不上統治。”卡爾他昆搖了搖頭。這時，金河覺得他似乎從一個土匪變成了知識分子。“我們不是與外面隔絕的秘密。”他說。
奧加諾夫娜笑了：“你們有不少秘密吧？你們在這裡的生活就是秘密。”
“如果我們有秘密，那就是我在這裡的形式——就像你們在外頭的形式——這是個秘密。公開的秘密。”
“我們什麼形式？”
卡爾他昆也笑了：“謝韋林娜的形式。你母親，把這一切看得最透的人。”
“我母親曾經勒索過你吧？”奧加諾夫娜問，“我父親說，你每年會向他上交十公斤黃金。你的選擇不錯，地礦部的人總比民警局或者內務部的好應付。我父親的性格像技工，他是中國人，在錢的問題上好說話。”她打量了卡爾他昆一下，又說，“你對我母親的評價夠高的，你瞭解她嗎？”
卡爾他昆摁住他的戒指，在桌上劃幾下。他看著戒指說：“有一次，你父親帶我去見她，我們一起吃了飯，在你家的大房子的客廳裡。我帶著金子，十斤金子。知道她對我說什麼嗎？她當時沒看見金子，但她開玩笑說，是我的金子讓她找回了平衡，在她還沒有把這些金子換成錢花出去之前，已經滿足了。
“她說：‘我因為看了不經我手的東西一眼，就落到了權力上，行為和思考已經不一致了。昆，你讓我看見了我的對頭’。”卡爾他昆的目光跳躍到奧加諾夫娜臉上，接著說，“她是清醒的，這是一種矛盾：她知道她和她能代表的原則是不充分的，但她的工作就是補充那些原則的空當，給她那一方的人的行為加上意義。就像一個聰明人幹蠢事。”卡爾他昆又問，“我聽說她犯錯誤了？是不是路線錯誤？我聽說她主張民主。”
奧加諾夫娜搖頭，說：“她所謂的民主就是擴大原則的容納力。她認為外國優於我們的就是他們讓人先融入一種行為，比如物質行為，讓他們處於自己創造的形式中卻把自己當成旁觀者。”
“這是怎麼做到的？”
“她有一個研究小組，把這稱為‘多重分離’。我不是很明白，但我想這得以破壞人的一致性為手段，製造理性的騙局，讓人們相信自己有目的，再由權力調控組織結構和貨幣量——這是一個大致的思路。道路逐漸開放，但要求‘有限主權’。在那些年裡，她把這一套能否實施的籌碼都壓在軍備競賽上，她認為談話的唯一前提就是把危機擴到最大。談話的目的是獲得國外援助，保全大體。”
“保全大體。”卡爾他昆笑出聲來，“讓人們什麼都不知道，讓他們為了自己去做。這的確像意識形態宣傳委乾的事。可惜我沒有智囊團，不然我也想這樣。可我覺得她不是這樣。她愛在形式上做文章，但她失敗了，失敗是個偶然。她的主張其實是中立的，最不極端的那種，以保全她為之工作的政府為前提。這能有什麼錯誤？就像我，如果形勢逼我違法，那就違法，違法的程度不會比激進分子更嚴重。每年我認識的人都會被抓進去好幾個，但大體上我們還撐得下去。如果我撐不下去了，這地方的‘大體’就不存在了。我們都是老實人，最老實的那種。如果連她都失敗了，只說明整個機構失敗得更徹底。”
奧加諾夫娜不再說話。卡爾他昆無聲地敲了一會桌面，又開口說：“知道我怎麼看待你們的左和右，主義和鬥爭嗎？不，我其實看不到那些遠大的理想和能夠不讓理想落入尷尬境地的繁文縟節。我看到你們的政府坐落在巨大的黑箱子上，這口箱子既為一切的執行提供真實的力量，也保證你母親和同僚所奉行的那些高貴的主義得以實施。你呢？小姐，你現在有資格進入這口箱子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