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並不是二鳳小題大做。
後世對秦始皇和法家學說詬病很深，也是從這開始的。
法家學說強調透過嚴刑峻法、明確賞罰，以實用主義的手段來實現國家的強大和秩序。
後代被歷任君主所延用，有其可取之處。
但其“疲民政策”為代表的極端社會控制手段，為秦朝滅亡埋下禍根。
法家普遍認為人性本惡，自私自利、趨利避害、好逸惡勞。
因此，不能依靠道德教化，而必須用嚴刑峻法來約束和引導行為。
必須讓民眾始終處於貧困、疲憊、無暇思考的狀態，無法積累財富、形成組織、產生反抗國家的意識或能力。
因此始終處於生存危機的民眾只能依賴國家，更容易被驅使去務農和打仗。
為此法家出臺很多配套政策，比如繁重的徭役，嚴酷的思想統治，嚴密的社會監控和連坐。
既然人性是趨利避害的，那就用嚴刑峻法制造痛苦。
用軍功爵位等少數上升通道製造誘惑，將民眾的“利”完全捆綁在國家的“耕戰”目標上。
這種反人道的高壓政策在戰國特定的環境下可以取得短期強效，但在和平時期或長期統治下，必然失敗。
頗哪敢承認，趕緊行禮請罪。
口中連稱不敢。
嘴上話說的很客氣，但他內心並沒有多少懼怕。
扶蘇雖然身份高，但只是一個監軍。
在秦朝軍事體系中，“司空”系統，屬於地方工程與刑徒管理機構的軍事後勤官。
與“監軍”這個中央特派監察官，不存在行政隸屬關係
監軍有權監督其工程進度有無延誤、物資消耗是否合規。
在刑徒虐待致死事件中，監軍有權接管驗屍，並建議罷免司空嗇夫。
但僅有監察建議權。
監軍無權直接任免司空嗇夫或調整其工程方案，最終裁決權還在皇帝手中。
意外造成的死亡不是虐待，更談不上處罰。
長公子雖然語氣極為嚴厲，實際是有意提點自己。
頗此時心中瞭然。
如果真要找自己的麻煩，扶蘇也不會拿這個不致命的把柄說事。
他向扶蘇承諾，將嚴查手下官員，強化安全培訓，減少意外發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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