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初的魔都，梧桐樹終於冒了新芽。
王景軒坐在文遠樓二樓那間十來平米的辦公室裡，面前攤著黃教授給他的那幾本書和那份手寫提綱。
窗臺上的文竹已經被他養出了新枝，嫩綠的莖葉從枯黃的舊枝旁斜斜地伸出來，在晨光裡泛著翡翠般的光澤。
那篇《論改開條件下執政黨建設的理論與實踐創新》的提綱，他已經反覆修改了十幾遍，每一個小標題旁邊都密密麻麻寫滿了批註，把金島四年的實踐經驗和政治學理論一條一條對得嚴絲合縫。
他覺得差不多了。
今天早上翻完《比較政治學》最後一章，合上書的時候，腦子裡那篇文章的輪廓已經清晰得像一張洗出來的照片，只需要坐下來，把它一個字一個字地落到紙上。
他擰開鋼筆帽，在面前那沓稿紙的第一行寫下了標題。筆尖在紙上頓了一下，他在醞釀開頭的第一句話。
就在這時，桌上的電話響了。
鈴聲在安靜的辦公室裡格外刺耳，把窗外銀杏樹上幾隻麻雀驚得撲稜稜飛了起來。
王景軒放下筆，拿起話筒。
電話那頭傳來的聲音讓他愣了一下，是父親王德厚。
父親平時從來不主動給他打電話。
在平勝老家的時候，父子之間的交流大多是透過母親張桂芳轉達的，母親打電話來絮絮叨叨說半天，末了加一句“你爸讓你注意身體”，就算是父親參與了這次通話。
王德厚是個沉默寡言的人，他的關心從來不用嘴說，而是用行動，比如王景軒每次回家，灶房裡總會多幾樣他愛吃的菜，那是父親天不亮就去菜市場買回來的；比如他那輛摩托車每次騎回家，第二天一早準會被父親擦得鋥亮。
所以當王景軒聽見電話那頭是父親的聲音時，他的第一反應不是驚喜，而是心裡猛地揪了一下。
“爸？怎麼了？”他的聲音儘量放平。
電話那頭的王德厚支吾了半天，話在喉嚨裡打了好幾個轉，就是說不囫圇。
王景軒握著話筒，能聽見父親粗重的呼吸聲，還有背景裡隱隱約約的抽泣聲，不是父親的，是另一個人的，像是女人的哭聲，被什麼東西捂著嘴，悶悶的。
那哭聲讓王景軒的心一點一點往下沉。
“德厚，你把電話給我！”
母親張桂芳的聲音從旁邊插進來，帶著一股子急躁和心疼。
話筒裡傳來一陣窸窣聲，然後是母親焦急的嗓音：“軒兒，你大伯家出事了。”
這個開場白之後，張桂芳的聲音反而平靜下來。
這些年跟著丈夫辦廠，跟經銷商、供應商打交道，見過不少風浪，她已經不是當年圍著灶臺轉的農村婦女了。
她知道在兒子面前不能慌，越是大事越要把話說清楚。
“你大伯家的建國，”她頓了頓，像是在控制自己的情緒，“三月份就該到家了。”
王建國是大伯家的大兒子，比王景軒十來歲，前世王景軒15歲去棚城打工也是王建國帶過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