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學的時候學的，後來在斯坦福待了一年，做訪問學者。”
羅伯茨的眉毛微微挑了一下。
“斯坦福？哪個學院？”
“經濟學系。霍夫曼教授指導我的研究。”
羅伯茨端著酒杯的手微微頓了一下。
他看著王景軒，目光裡的審視變成了意外，那種意外不是裝出來的，是真的被觸動了什麼。
“理查德·霍夫曼？”
他重複了一遍這個名字，語氣裡帶著一種說不清的感慨。
“對，就是他。”王景軒點了點頭。
羅伯茨沉默了片刻，然後笑了。
“霍夫曼教授是我的老朋友。”
他靠在椅背上，手指在酒杯的杯沿上輕輕划著，像是在回憶什麼，“我在八十年代初期，在斯坦福做過兩年的訪問學者，那時候霍夫曼剛剛開始做制度變遷的研究。他的課很難，但講得極好。我記得有一堂課，他用了整整一個半小時講科斯定理的一個推論，從黑板這頭寫到那頭，寫了整整四塊黑板。”
王景軒聽著，嘴角不自覺地彎了起來。
他想起自己在斯坦福的時候，霍夫曼教授也是這樣，講起理論來滔滔不絕，黑板寫滿一塊又一塊，粉筆灰落得滿肩都是。
“霍夫曼教授身體還好嗎？”羅伯茨問，語氣裡多了一絲關切。
“很好。今年年初我回國之前，他還是那樣，每天泡在辦公室裡，週末也不休息。他夫人說他這輩子最大的毛病就是不會休息。”
羅伯茨哈哈大笑，笑聲在宴會廳裡顯得格外響亮。
旁邊幾個米方代表轉過頭來看了一眼，又收回了目光。
“霍夫曼就是這樣的人。”
羅伯茨搖了搖頭，笑意還沒散去，“他當年跟我說，經濟學不是坐在辦公室裡推導模型，是要走到現實世界中去，看那些活生生的人是怎麼做選擇的。這句話，我十幾年了還記得。”
王景軒看著羅伯茨，心裡忽然對這個談判桌上的“對手”有了一種新的認識。
在談判桌上，他們是立場對立的雙方，寸步不讓；但在課堂和學問的世界裡，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精神導師。
“羅伯茨先生，霍夫曼教授也跟我說過類似的話。”
王景軒端起酒杯，又敬了他一杯，“他說，制度變遷的研究不能只靠二手資料，必須到現場去。所以我從斯坦福回國以後，專門開了一輛房車，從舊金山到紐約，橫穿了整個米國，走了十幾個城市，訪談了三十多個工廠主和工人。”
羅伯茨的眼睛亮了一下。“你去了底特律？”
“去了。那些廢棄的汽車工廠，車間裡還留著工人手寫的生產記錄。我拍了很多照片。”
羅伯茨似乎是嘆了口氣，然後端起酒杯，跟王景軒碰了一下。
“你是一個真正的學者。霍夫曼會為你驕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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