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產業政策的談判空間一項一項地分析了一遍，汽車產業的國產化要求、電子資訊產業的技術引進，每一條都涉及國內產業的核心利益。
外匯管理局的代表是一位副司長，姓孫，四十出頭。
他把外匯管理體制改革與入世談判的銜接問題講了一遍，資本專案管制、匯率形成機制，每一條都和政策工具箱的深度繫結在一起。
王景軒聽著，手裡的筆沒有停過。
這些人的發言，每一條都是乾貨，每一句都帶著各自系統的立場和底線。
但沒有人提到一個問題。
一個他一直在想的問題。
這些系統的立場，都是各自為戰的。
海關要保護關稅收入，農業要保護農民生計，金融要防範系統性風險，計委要保護幼稚產業，外匯局要維護國際收支平衡。
每一條底線都有道理，每一條訴求都應該被尊重。
但問題是，這些底線不是平行關係，是巢狀關係。
農業談判的讓步，會直接影響外匯儲備的消耗；外匯儲備的消耗，會影響人民幣可兌換的程序；人民幣可兌換的程序，又會反過來影響金融開放的節奏。
這是一個環環相扣的系統，任何一個環節的鬆動，都會在其他環節產生連鎖反應。
沒有人提這個。
他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又把杯子放下了。
他沒有舉手，沒有插話，只是在筆記本上把那幾個關鍵詞寫了下來：關稅、配額、補貼、可兌換、儲備、底線。
每一個詞下面都畫了一條線，線下面又畫了幾條分支，把各系統之間的關聯一條一條地連起來。
會議進行了將近兩個小時。
江旭一直在聽，偶爾插一句嘴，問的都是很具體的問題。
他沒有對任何人的發言做評價，只是說“記下來”“回去研究”。
散會的時候，已經快十一點了。
王景軒沒有急著走，他把桌上的筆記本合上，鋼筆夾在裡面，靠在椅背上，把剛才記的那些東西又過了一遍。
周永年走過來，拍了拍他的肩膀。
“怎麼樣？第一次參加這種會，有什麼感想？”
王景軒站起來，把筆記本放進公文包裡，想了一下，說了一句：“大家的發言都很精彩，各有各的道理。但我有一個感覺，各部門的底線是獨立的，不一定是相容的。”
周永年看著他，沉默了片刻，然後點了點頭。
“你說得對。這也是這個核心小組存在的意義，不是讓各部門各說各話，是要找到一個最大公約數。”
兩個人一前一後走出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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