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副將黃正卿、參將陳武衡留下守城，眼見明軍已近在咫尺，全城人心惶惶。官兵已無心守城。二人自知大勢已去，不想為清朝效力。遂派人至湘潭請降，連同部屬和城池都獻給了明軍。
十一月二十八，被切斷退路的衡陽清軍匆忙後撤，徵朔軍則趁勢反攻，負責斷後的湖南綠營稍觸即潰，都統赫葉及瑚里布不得已率滿兵回頭迎戰。軍心本已散亂。滿兵在兵力佔絕對優勢的明軍圍攻下大敗，擠竄於湘江，溺斃者無數。少量殘兵不敢向北，逃過湘江，東竄江西而去。
一個多月的時間。明軍調動了三個軍，十餘萬人馬，在湖南攻城掠地，長驅直進，連陷沅州、常德、辰州、長沙、嶽州、衡州等戰略重鎮，除衡陽戰事激烈外，所經之地，諸府州縣將吏非逃即降，幾乎重演了“三藩之亂”時的情景。
“吳三桂反叛以來，湖南綠旗官兵多附賊。”
“逆賊虛聲恫嚇，以致巡撫盧震棄地潛逃，已行拏究。湖南文武各官仍能保百姓，固守地方，允稱盡職，事平之日，從優加典。”
“賊勢猖獗，所屬州縣官員不能安民心，固疆域，致常（德）、澧（州）、長（沙）、嶽（州）相繼陷賊，全部革職查問。”
“吳三桂身膺重任，甘心從賊，橫行兇逆，塗炭生靈，理法難容，神人共憤。今削其爵，特遣寧南靖寇大將軍統領勁旅，前往撲滅，兵威所至，刻期蕩平。”
“地方官民人等，身在賊境，或心存忠義，不能自拔；或被賊驅迫，懷疑畏罪，大兵一到，玉石莫分。爰頒敕旨，通行曉諭，爾等各宜安分自保，無聽誘脅，即或誤從賊黨，但能悔罪歸誠，悉赦已往，不復究治。”
明軍的反攻凌厲難敵，滿兵敗於衡陽，綠旗清軍則是一觸即潰，甚至聞風而逃。清廷異常震恐，擋不住明軍的攻勢，便追究地方軍政大員失土的責任。又是聖旨連下，一邊虛聲恐嚇，一邊政治利誘。
同時，清廷也意識到“武昌重地，不可不予為防守”，急命都統覺羅朱滿領兵速往武昌，“保固地方”。倘敵軍眾多，不得輕戰；如敵軍不來，可於武昌以南，選“水路要地駐防”。清廷又恐調兵不及，急令在南昌的都統穆佔率軍轉赴武昌，先行抵擋敵軍攻勢。
接著，清廷進行了一系列的緊急調動，分遣各方面軍，任命各方面軍的統帥——將軍，迅速進入各自的戰區，諸如武昌、荊州、彝陵、鄖陽、襄陽、漢中、西安、京口、江寧、安慶、山東與河南等要地。這些戰略據點，憑藉長江天險，將以荊州為中心，重點佈列在長江中游與下游地區，與長江南、山東、河南個別地區互有延伸交錯，形成了一道頗為嚴密的軍事攻守防線。
此時，清廷終於意識到只動用滿洲八旗和漢軍綠旗兵，已經兵力不敷，不得不徵調蒙古各旗部隊。先調察哈爾護軍驍騎一半兵力，從蒙古四十九旗中先調距離北京稍近的科爾沁十旗、敖漢一旗、奈曼一旗、克西克騰一旗、歸化城十旗，共出兵萬人。
其中抽出六千人和旗下兵的一半，約萬餘人，由固山貝子準達率往荊州；剩下四千名蒙古兵和旗下兵的一半，約萬餘人，由多羅貝勒尚善等率往武昌。清廷限定，蒙古兵於二月一日以前至京。同時，命科爾沁部輔國公圖納黑、杜爾伯特臺吉溫布赴荊州聽用，巴林部貝子溫春、臺吉格勒爾圖赴武昌。
事實上。清廷的遙控指揮和調兵遣將已經晚了。常德、長沙“扼湖湘之險，當水陸之衝”，為明軍所佔後，“全楚之勢”都轉到了明軍方面，想要扭轉，談何容易？
而且。明軍在湖南的全勝，就象一道衝擊波，引起了連鎖反應，那些不滿清朝統治的人們，乘時而起，洶湧難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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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將賜來黃帶子，親王自領綠旗兵。”說的就是領兵將領都是皇室貴族。這些高貴的子弟，皇親貴胄，都是皇室中的年輕一代。他們沒經過先輩們的艱苦創業的年代。他們一生下來或剛懂事，愛新覺羅氏已經君臨天下，坐享先輩們的勝利果實，承襲父輩的爵位，養尊處優，很少見過戰陣，更談不上豐富的作戰經驗。
在滿洲兵將的印象中，戰陣不過是騎馬衝殺射箭。揮舞刀槍嚎叫而上，但面對明軍的火槍、火炮、刺刀。以及嚴整的軍陣時，這些看起來簡單有效的戰術便失去了逞威之能。
相比於清廷的恐慌，相比於滿洲兵將的無所適從，朱永興卻是顯得更加自信威嚴，顧盼神飛，指點江山。將英明神武顯露無遺。
這倒不是因為朱永興是軍事天才，他也從來沒有這樣認為過，只不過歷史正走向他熟悉的軌跡。嗯，不應該說是歷史，而應該說是戰局。目前的形勢與“三藩之亂”時何其相似。他知吳三桂何以敗，自然知道何以勝。
歷史上，吳三桂由雲貴起兵後，揮軍長驅直進，連陷沅州、常德、辰州、長沙、嶽州、衡州等戰略重鎮，所經之地，諸府州縣將吏非逃即降，短短三個月內便已領有滇、黔、楚、蜀四省。
之後，閩浙有耿精忠，甘陝有王輔臣，鄭經亦出兵東南，吳軍繼續以迅猛的攻勢，連續奪取了廣東、湖南、四川及江西部分地區，前鋒直抵長江南岸，飲馬長江，翹首北望，已擺出渡江北進之態勢，可謂是形勢一片大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