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無疑將大大增加在山東作戰的後勤壓力，但也不是不能解決的困難。以明軍現在的水師力量，再動員商船參與運輸，保證供給還是有把握的。
現在雖然耗費了囤積的糧草，可只要能藉此擴大影響，爭取民眾，使明軍在山東順利地攻掠和擴充，這個代價也是值得的。而且，日後用於接濟山東百姓的糧草也不用太好，三分米、七分薯，只要餓不死，光給粥，也能讓人感恩戴德。
陪同朱永興前往西湖的除了禮部官員外，便是湄、河總督宗守義了。對於整個北伐的攻略，他其實並不十分了解。知道了明軍將要在山東登6作戰後，他只是憑感覺，認為這是一步好棋，也對朱永興的安排表示贊同。
“陛下所言極是。山東不比老光復區，百姓們飽受荼毒，有一口吃食便容易滿足，並不需要一下子給予他們太多，對他們太好。關鍵還是要保證軍隊的糧食供給，那才是征戰致勝的基礎。”
人的要求是逐步提高的，從吃飽到吃好，只要有所改善，百姓便會感恩。從這一點看，古代人對於明君的要求是很低的。可也就是這樣，歷史上能被稱為明君的又有多少？
朱永興心中生出感慨，但更多的卻是對改革的感悟。
歷史證明，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離不開廣大人民群眾的參與和支援。否則，就不可能取得改革的成功。而廣大人民群眾參與的前提條件，就是人民成為改革的受益者。人民在改革中或得到權力，或得到實惠，只有如此，改革才能成為全體人民的自覺選擇，併為他們所擁護。
“隆華。”朱永興沉吟了一下。開口問道：“那個保羅還在傳教吧，依你看，若在國內放開，可妥當？”
宗守義思索了片刻，回奏道：“陛下想必也知道，保羅在教義教規上有所變通。使之更易被人所接受。但其到底是西夷所創，若在國內放開，似乎暫且不宜。然釋、儒、道三教，又有其痼疾，亦不宜在國內推廣。”
這確實是令朱永興很為難的事情，在思想信仰上必須有所偏重，可傳統的又需要改進。釋、道這兩教，便不用說了，朱永興不喜歡出家人。對社會沒有多大貢獻，反倒耗費資源；而儒教對內尚可，溫良謙恭讓，不能不說是一種美德；但對外呢，則顯得有些自相矛盾，甚至是荒謬錯誤。
“汝學的是儒，卻能識其不足，難能可貴。”朱永興讚賞了一句。說道：“儒家始於春秋，歷經千年。所處環境，所對民眾，已與那時不同。且獨尊儒術亦是錯誤，華夏有很多思想流派，這些思想流派難道沒有可取之處？秦尊奉法家而平六國，驅夷狄；貞觀至開元年間，大唐皇室信奉道家學說，以法家治國，結果成就盛世。”
“陛下英明。”宗守義謙恭地說道：“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
“《呂氏春秋》是本該讀的書。”朱永興對宗守義引用的話深以為然，點頭道：“泥古不變豈能強國富民？從思想，到法令，再到制度。都要變。這是一個長期而艱鉅的過程啊！”
在春秋戰國時期，各種思想學術流派的成就，與同期古希臘文明相輝映，形成諸子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
法家強調“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他們提出了至今仍然影響深遠的以法治國的主張和觀念，這就足以得到朱永興的高度推崇。
墨家向科學研究領域靠攏。主張人與人之間平等的相愛（兼愛），反對侵略戰爭（非攻），重視文化傳承（明鬼），掌握自然規律（天志）。亦是而就對“變革”的思考來說，道家在諸家中是最深刻的。“道家使人精神專一……與時遷移，應物變化……因時為業……因物與合……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表明了了道家“貴時主變”的特點。
縱橫家所崇尚的是權謀策略及言談辯論之技巧，其指導思想與儒家所推崇之仁義道德大相徑庭。但外交戰術之得益與否，關係國家之安危興衰；而生意談判與競爭之策略是否得當，則關係到經濟上之成敗得失。即使在日常生活中，言談技巧也關係到一人之處世為人之得體與否。
儒家提倡“為民為善”，特別是亞聖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等，皆是歷時代而不腐的名言至理。
兵家是最講究實際功效的一家，“人可貧賤，不可受辱；可富有，不可糜爛。國民不必好戰，但必有血性與陽剛。見義不為，無勇也。丈夫胸有浩然之氣，雖仁愛，不失剛強”。無論是戰爭，還是非戰爭時期，“忘戰必危”。這對於塑造國民性格，提高陽剛之氣，正是不可或缺的教材。
中華文化如此燦爛，留給朱永興無數寶貴的遺產，使他不必尋求什麼外部理論，只要努力掘祖宗留下的，便能獲得熠熠光的財寶。
“多讀書，不必拘泥於什麼學派，也不必顧慮自己是什麼學派。”朱永興的諄諄教導使宗守義更堅定了實用至上的治政策略，“有益的便吸收，有害的便摒棄，把自己桎棝於這個學派，那個學派，最是有害無益。要麼狡詞裝飾本身學派的不足和缺陷，要麼汙言他家學派的長處和優點。長此以往，便聽不得不同的聲音，聽不得批評的意見。汝不要怕做錯，做錯也比什麼都不做的強。再說有朕在，你又能錯到哪裡去？有朕頂著，你又有何懼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