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興的思路是這樣的：就現在的氣候而言，只就種莊稼來說，同樣一個勞力，在南方的產出大大高於北方，如果是在湄公、河仙這樣的地方，一年三、四熟，那高出數倍也不止。所以，他不會急於向北方移民，以太大的成本來恢復重建北方。
以南養北，這至少會是一個五年計劃。而北方種地的產出較少，那便增加北方士兵的比重，並且不斷將南兵回撥，以便在中南半島繼續擴張。透過人口數量的平衡調整，從而使北方的物資供應維持在一個政府能夠長期承受的水平上。
也就是說，先抱西瓜，再撿芝麻，把北方的重建速度減緩下來，而要採取更有效率的以南養北策略。
而評估敵人的數量和戰力，來確定北方駐軍的數量，則很是重要。料敵從寬，滿清集團按十萬兵來算，東北軍區按照編制也是十萬多人，如果齊裝滿員的話，加上北京軍區在遼西的配合牽制，便至少能夠抵擋或遏制住滿清。
至於蒙古諸部，雖然又是漠南，又是漠北，連青海也歸和碩特部管轄，但部落太多，人心不齊，實質上的威脅反倒不如滿清。而將滿清趕出關外的大明，更可以利用商貿和物資來控制和籠絡蒙古諸部。也就是說，對付北方蒙古人的兵力可能並不需要太多。
“東北軍區要儘快補全編制，北京軍區暫以十五萬為滿額，西安軍區以十萬為滿編，濟南軍區暫不設立，改設廣州軍區，鄭王劉體純任總司令，下轄殄朔、伐朔兩軍，年後分別調往福建和廣東。”朱永興將目光轉向吳三桂，沉吟了一下，說道：“總參謀部再仔細商議一下，看朕的決定有何疏漏，儘快回奏上報。”
“微臣領旨。”吳三桂躬了躬身，領命退下。
對於朱永興的行事風格，起碼內閣中的官員都已十分了解。那就是留給臣子相當的發揮空間，一般不會“金口玉言”，話出便無法更改。固然這種做法是朱永興考慮到如果象電影電視裡所演的那樣，一上奏便回覆，難免草率不當。但他的這種態度，卻讓臣子有被尊重的感覺。
第九十九章 定都之慮，拍賣逆產
明朝開創時，將國家的首都確定為南京，後來遷都至北京。而北京就在當時的勁敵蒙古附近，遷都被形容為“天子守國門”。而末代皇帝崇禎，在國難臨頭的時候未曾丟棄皇都倉皇逃跑，又詮釋了“君王死社稷”這句話。
當然，成祖遷都北京，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加強對北方軍隊的控制，抵禦北方敵人的侵擾。因為明朝的威脅主要來自北方，前期是蒙古人，後期是滿洲人，為了防禦少數民族的南下侵擾，必然要在長城沿線部署重兵，如果把首都放在南京，那麼皇帝就要把北方的重兵交給他人統一指揮。無論這個人有多麼忠誠，作為封建皇帝始終是不會放心的。
天下精兵良將，盡在九邊。在沒有現代通訊、交通工具的時代，如果放手賦予戍邊重兵集團主將足夠的自主權，他們向安祿山看齊的風險很可能上升到令人無法承受的地步；如果仿效宋朝奉行“守內虛外”的政策，束縛戍邊重兵集團主將的手腳，軍隊的作戰能力又將遭到嚴重削弱。
況且，北京的地緣位置屬交通要衝。佔住北京，就挾制了西北到東北、北方到南方的四條關口（這是四條生命線），北京城外有太行山、軍都山、燕山，地勢高峻，“以燕京而視中原，居高負險，有建瓴之勢”，“形勝甲天下，層山帶河，有金湯之固，誠萬古帝王之都”。
有利則有弊，定都北京第一是首都位於邊境，對於國防要求太大，使得邊境部隊沒有多少戰略縱深。迴旋餘地很小，於國防有弊；其次是當時中國的經濟中心是江南一帶，供應首都的物資開銷，之前完全是靠大運河運輸從南方供應。這無疑加大了人力物力的耗費，且有可能拖慢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對整個國家的發展不利。
既然是有利有弊，便要反覆權衡，而朱永興最後決定依舊把北京作為首都，最重要的一點其實還在“天子守國門”上。在來自北方的侵略威脅消失前，國都設在北京，是一種倔強的面對挑戰的態度。也能顯示中興後的大明王朝朝氣蓬勃、勇於直面挑戰、迎難而上的精神風貌。而且，北京一連數百年都是全國政治文化中心，人們自然有一種嚮往的向心力，會增加全國團結和統一的力量。
儘管有困難，但不是不能克服的。漕運可以轉為海運。官家承運可以轉成商家承辦，在目前的航海條件下，是完全可行的。北方氣候和環境雖然惡劣，但小冰河期最寒冷的時期已經過去，自然條件正日漸轉好。
南京固然也是首都的選擇，但它充當國都的時代，幾乎全是分裂時代。而且很多建都於此的王朝，都在短短的期間內。發生變化，包括令後人惋惜的悲劇。朱永興雖然不是很迷信，可也擔心在這金粉享樂之地的時間太長。出現文恬武嬉的局面。
再從向外擴張墾殖考慮，向南向北是兩個方向，南弱北強是一目瞭然的事情。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保持並增強北方的軍事力量，並將熱力輻射到遙遠的東北地區和西北地區，定都北京也是相當必要的。
而從決定北伐成功後遷都開始。一系列的舉措便開始落實實施。而在這項重大的政治舉措影響下，政府亦隨之推出了相應的經濟活動。比如拍賣北方新光復地區的逆產、敵產。目前主要是一些大中城市的商鋪。更新的資訊不斷由北方官員傳至戶部，經過整理後印刷成冊。或是張貼於外，廣而告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