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門關上，走廊裡的腳步聲越來越遠。
孫浩民直接就懵了。
他從來沒有被人這樣無視過。
在安江這座城市裡，他走到哪裡都有人敬著捧著，開會坐主位，調研時有人打傘，就連去食堂吃飯都有人提前幫他擺好碗筷。
從來沒有人敢在他說話的時候轉身就走。
兩個小科員，級別比他低了不知道多少級，就這樣把他晾在這兒。
一天，兩天，三天。審訊室的門沒有再開啟過。
沒有人過來，沒有談話，沒有問詢，什麼都沒有。
每天只有到了飯點，鐵門上的小窗才會被開啟，遞進來一份清湯寡水的飯食，全程不說一個字。
飯菜放在托盤裡，沒有筷子，只有一把塑膠勺子，大概是怕他拿筷子做什麼不該做的事。
他試圖跟送飯的人搭話。
第一天他說“同志，外面什麼情況了”，送飯的人沒理他，小窗啪地關上了。
第二天他說“你能不能幫我帶句話，我要見你們領導”，送飯的人連看都沒看他一眼。
第三天他說“你告訴我現在幾點就行，就告訴我幾點”，小窗關上的聲音和前兩天一模一樣，像一臺設定好程式的機器。
他在那間屋子裡對著四面白牆說話，對著天花板說話，對著角落裡那個亮著紅點的攝像頭說話。
沒有人回應他。
第三天晚上，孫浩民終於受不住了。
不是身體受不了。
飯菜雖然寡淡但能吃飽，床雖然硬但能躺平。
他受不了的是安靜。
那種安靜不是普通的安靜，是一種被從整個世界剝離出去的安靜。
沒有人跟他說話，沒有人告訴他外面發生了什麼，沒有人告訴他下一步會怎樣。
他習慣了每天被幾十個電話追著跑，習慣了籤檔案簽到手痠，習慣了在會議上跟人爭論、在酒桌上跟人周旋，習慣了自己的聲音在任何場合都能得到回應。
現在他什麼都沒有了。
只有一個四四方方的房間，一張床，一個攝像頭，和他自己。
他對著門口喊了一聲：“我說。”
大約過了二十分鐘，鐵門再次被開啟。
坐在審訊椅上的孫浩民看清進來的還是那兩個小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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