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周文斌家的書房裡來了一個人。
是他的遠房侄子周強，也就是那個承包礦山的“妻弟”——其實是老婆的遠房表弟，平時叫順了嘴，就成了“妻弟”。
周強三十出頭，個子不高，進門時滿臉堆笑：“哥，找我啥事？”
周文斌沒讓他坐，直接把一個檔案袋扔給他。
“這裡面是礦山承包的合同、轉賬記錄，還有你那些公司的工商資料。全部拿走，處理乾淨。”
周強愣了一下，接過檔案袋翻了翻，臉色變了：“哥，這些東西……為什麼要處理？咱們當初不是說好的……”
“說好什麼？”
周文斌打斷他，聲音很冷，“督察組在查，紀委也在查。這些東西落在他們手裡，你我都要完蛋。”
周強的笑容徹底沒了。
他張了張嘴，想說點什麼，但周文斌沒給他機會。
“從現在開始，別給我打電話，別來我家，別提你認識我。紀委問起來，就說咱們只是遠親，平時不來往。你那些事，你自己扛。”
周強臉色發白：“哥，你這不是……把我往外推嗎？”
周文斌看著他，目光裡沒有一絲溫度：“推？我是在保你。保不住我，誰來保你？”
周強沉默了。
他捏著手裡的檔案袋，指節發白。
最後他點了點頭，轉身走了。
門關上後，周文斌站在書房裡，久久沒有動。
他知道，從這一刻起，他和他那個“妻弟”之間，再也沒有任何關係了。
幾乎同一時間，孫建利也在做同樣的事。
但他做得更隱蔽。
他沒有銷燬證據，也沒有切割親屬。
他做的是——主動交代。
他去了梁紅辦公室。
這個下午，是他這輩子最煎熬的一個下午。
梁紅看著他，目光平靜，沒有驚訝。
只是聽他說，偶爾在本子上記幾個字。
孫建利把能交代的都交代了：那二十萬諮詢費是怎麼回事，和劉建國舊部的幾次接觸，還有一些財政審批上的“小問題”。
但他也留了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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