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0月24日深夜，湖北宜昌枝江縣（1996年撤縣設市）被一場突如其來的秋雨籠罩，寒意漸濃。
大多數人家早已熄燈入睡，而在百里洲一帶——當地人按地域劃分為“上百里”與“下百里”——兩條黑影正悄然向上百里的付渡棉花收購加工廠壩洲收購組移動。
他們如幽靈般越牆而入，動作乾淨利落：一個翻身躍入西側院牆，藉助後窗輕易潛入財會室。
目標明確——東北角的保險櫃。用了約半小時，憑藉撬棍和起子，他們硬生生撬開了櫃門。藉著門縫滲進的微光，兩人將一沓沓百元現金迅速掃入提包。
臨走之前，其中一人還刻意將攜帶的農藥潑灑在保險櫃內外及地面，企圖破壞現場。隨後，他們翻牆遁入夜色，只留下混亂的現場和一盞孤燈。
第二天早晨8點，會計方某像往常一樣上班，卻發現財會室門未鎖。推開一看，保險櫃已被撬開移位，裡面十七萬元現金不翼而飛。
他立刻撥通報警電話。九點整，縣公安局接到報案。五分鐘內，新任公安局長張進國親自帶隊，與刑偵科長楊朝軍及技術民警火速趕赴江南案發地。
初步勘查顯示，這是一起精心策劃、手法老練的盜竊案，犯罪人數應在兩人以上，且極有可能熟悉內部環境。
偵技人員在現場提取到的線索寥寥無幾：犯罪分子不僅用掃帚清理過地面，還故意噴灑農藥破壞證據。
唯一的物證，是幾枚殘缺的、帶有水漬的鞋印，和一個被遺棄在後牆根的葡萄糖注射液瓶——標籤顯示為宜昌西陵製藥廠“宣友”牌，批號。
張進國局長沉著部署，迅速從各部門抽調四十名警力成立專案組，確立了“立足本地、細緻摸排、控制贓款流向”的偵破方針。
他們兵分三路：一隊負責金融布控，將失竊鈔票連號資訊通報各網點；一隊深入付渡管理區及周邊十村地毯式排查；另一隊則圍繞藥瓶批號追蹤來源。
10月28日，一線曙光似乎出現——一名青年在枝江商場使用號碼匹配的百元鈔時被扣留。
然而審訊後發現，這筆錢實則來自收購組此前正常發放的款項，並非贓款。偵破工作再度陷入僵局。
民警們沒有放棄。他們三赴宜昌製藥廠，終於確認該批葡萄糖僅枝江百里洲供銷社醫藥門市部於8月26日購入89件。
偵查員們開始新一輪走訪，在全鄉二十多個村衛生室中逐一排查，卻始終未見同一批號藥瓶。一番分析後，他們推測這批瓶子很可能已被回收或藏匿。
11月26日，百里洲派出所指導員廖明元收到一封匿名信，舉報代家渡村的鄭朝旭和陳某有作案嫌疑。
經查，陳某嫌疑被排除，而鄭朝旭——一個“當過兵、坐過牢”、性格兇狠狡詐的人物——嫌疑急劇上升。
鄭曾在案發前揚言“要搞就搞大的”，甚至試圖獲取迷藥乙醚。此外，他與同村的汪金林過往甚密，而汪在案發前債務纏身，案發後卻突然還清欠款，並離家外出。
鄭、汪二人被列為主要嫌疑人，但他們早已潛逃外地，行蹤成謎。
案件一拖就是一年。1994年10月，治安聯防隊員在百里洲河堤巡邏時抓獲一名可疑男子“馬二芹”，同夥逃脫時遺落下一頂假髮和一張“宜昌鋼琴廠”出入證，上面的名字是“劉純祥”，但照片正是汪金林。
警方迅速趕往鋼琴廠，卻撲了空——汪已聞風而逃。
直到1996年5月，案件才有重大轉機：線索稱鄭朝旭化名“熊維全”，在雲南屏邊縣做服裝生意。
枝江縣公安局立即組織四人追捕組遠赴雲南。在屏邊警方協助下，他們找到一名與鄭關係密切的女子宋安琳，得知鄭已轉往河口縣中越邊境一帶活動。
追捕組連夜趕赴河口，查閱暫住登記時，民警李紅一眼認出“熊維全”登記表上的照片就是鄭朝旭。
他們迅速撲向越南街297號門店，卻發現店主已換人。經反覆核實，才知鄭已於五月十八日將店鋪轉手，並與其姘婦陳某前往昆明。
民警們循線追蹤至昆明志遠招待所，確認鄭曾在此落腳，但再次提前一步離開。他不僅頻繁更換房間，還打聽昆明“嚴打”情況，反偵察意識極強。
儘管幾次撲空，偵查員們並未氣餒。他們輾轉雲南八縣市，行程九千公里，最終確認鄭朝旭長期冒用四川萬縣市人“熊維全”的身份，並查明其部分資金來自妻姐的匯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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