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了兩個月不到，也是下雨天，一家超市的老闆光著身子死在了家裡，原本計劃第二天存到銀行的二十多萬現金也不見了，屋裡有打鬥的痕跡，有第二者的血跡存在，經過核查，與第一起案件的DNA樣本一致，確認是同一人所為。”
趙建海喝了口水，回憶道：“第一起案件在江城市已經引起了不小的恐慌，但好在是小範圍的，可第二起案子一齣，整個江城都炸了鍋。這個兇犯太過猖狂了，竟然連續兩個月作案兩起，絲毫沒有把我們放在眼裡。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責令省公安廳限期破案，省廳決定提級辦理，由我們省公安廳直接牽頭，成立專案組，並由時任刑偵總隊隊長王立林親自掛帥，從全省各地抽調精幹力量，全力偵辦此案。然而，未等我們查出更多線索，第三起案子就發生了。”
“第三起案子發生的時間距離第二起案子不到三週，同樣是下雨天，死者是一名三十多歲的男性計程車司機，被人發現死在自己的車裡，頸部有明顯的勒痕，車內的現金和手機被洗劫一空。”
趙建海的臉色微微變了一下，像是想起了什麼不太愉快的細節。
“第三起案子最蹊蹺。死者凌晨兩點多在城郊接了一單長途，車子開出去不到十分鐘就被劫了。屍體第二天早上被人發現，車子被丟棄在離案發現場三公里外的一個廢棄廠區裡。車上提取到的指紋和DNA，跟前面兩起案子都不匹配。”
“不匹配？”
江一鳴詢問道：“你是說，第三起案子的兇手跟前兩起不是同一個人？”
“從物證角度來看，確實不匹配。”
趙建海放下茶杯，語氣裡透著無奈道：“但當時專案組的意見很統一，認為這三起案子是同一夥人乾的，因為作案手法、作案時間、目標選擇都有相似之處。而且第三起案子的現場勘查中，我們發現了一些跟第二起案子類似的痕跡特徵。所以當時大家傾向於認為，第三起案子的物證可能是受到了汙染，或者兇手換了作案工具，比對結果才出現了偏差。不過……”
“不過什麼，把話說完。”
江一鳴鼓勵道：“放心，今天的談話內容，只限於你我二人知道。”
趙建海沉默了幾秒，壓低聲音說：“就是第三起案子，那個計程車司機的案子。我當時去現場進行仔細勘查，在他右手掌心發現了一道很淺、但形狀規整的劃痕，不像是搏鬥時胡亂抓撓所致，倒像是被某種帶有稜角的硬物刻意擦傷留下的。而且，我反覆檢查過他那輛車的內飾，發現前排副駕駛座椅的靠背角度，和正常乘客乘車時習慣調整的狀態不太一樣。一般來說，無論是司機還是乘客，為了乘坐舒適，坐副駕駛的人都會下意識地把靠背調到相對靠後的傾斜位置，但那輛出事的計程車，副駕駛靠背卻被調整得筆直朝前，幾乎與座椅底座呈九十度角，這非常反常。”
江一鳴的眉頭微微皺起，身體不自覺地前傾：“這意味著什麼？把你的推測說出來。”
“這意味著那天晚上，計程車裡可能不止兩個人。”
趙建海把聲音壓得更低，幾乎像是在耳語，說道：“副駕駛座上很可能還坐了第三個人，而且這個人要麼個子不高，不需要後仰的空間；要麼就是有意將座椅調直，刻意給後排留出更多的活動或隱藏空間。無論是哪種情況，都與最初‘司機與後排乘客發生衝突’的簡單推論存在矛盾。”
江一鳴的目光在趙建海臉上停留了兩秒，然後緩緩開口問道：“當年你把這些細節觀察和你的推測，都原原本本寫進正式的現場勘查報告裡了嗎？”
趙建海沉默了片刻，臉上掠過一絲複雜的神色，最終搖了搖頭，語氣裡帶著無奈與些許慚愧：“沒有。當時王總隊長已經在內部會議上定了調子，明確指示按‘連環作案’的方向推進偵查。我那時候只是個勘查組的組長，人微言輕，如果硬要在報告裡提出這種指向不同可能性的細節，不僅不會被採納，反而很可能被扣上一頂‘擅自發揮’、‘干擾偵查方向’的帽子。所以……我選擇了保留。”
江一鳴點了點頭，臉上並沒有流露出責備的神色，也沒有說出“你應該堅持”這類站在事後立場上的輕鬆話語。
在體制內待過足夠年頭的人都清楚，一旦案子已經被主要領導拍板定下了偵查方向，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共識和路徑依賴，下面具體辦事的人即便心存疑慮、掌握了不同線索，也很難憑一己之力扭轉整個局面，貿然提出異議往往意味著職業生涯的風險。
“其實，當時王廳長之所以不願意接受這個方向，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原因。”
趙建海說到這裡，停頓了一下，似乎在斟酌接下來的措辭是否合適。江一鳴沒有催促，只是靜靜地看著他，等待下文。
趙建海深吸一口氣，像是下定了某種決心，才繼續說道：“當時第三起命案發生時，王立林親自帶隊，第一時間趕到，經過初步勘察後，他當場就判斷，這起案件的作案手法與前兩起高度相似，應該併案處理。不過，當時由於時間緊，並沒有進行更細緻的現場取證，所以得出的結論並不是很準確，這個是很常見的事情，問題出就出在這件事受到了上級的高度重視，在我們警方還沒有明確結論之前，時任廳長邱大成就一個電話把王立林廳長叫了過去，一起向省領導彙報。”
“彙報會上，王立林就把初步勘察的情況和結論做了簡要彙報，省領導當場就拍了板，要求儘快破案。邱廳長就帶著王立林回來之後，立刻召開了專案組會議，把省領導的指示傳達下去，要求全組上下統一思想，集中力量，按照已經確定的連環作案方向全力攻堅。這樣一來，整個專案組的偵查方向就被徹底鎖死了，當新的線索出現時，王立林也將其否定了，因為一旦承認新線索可能指向不同方向，就等於變相承認當初向省領導彙報的結論存在偏差，而那時一位副廳長即將退休，而他是呼聲最高的接任人選之一，在這個節骨眼上，任何可能被視為“工作失誤”或“判斷偏差”的記錄，都可能成為競爭對手攻擊他的把柄。所以，他選擇了沉默，選擇了讓那條線索沉下去。”
“最終，這三個案子被強行併案處理，以連環殺人案的結論開啟了漫長的偵查，然而，由於方向從一開始就存在偏差，導致後續投入的大量警力和資源，都像是拳頭打在了棉花上，始終無法觸及真相的核心。最終，這起案子拖了五年，依然沒有任何實質性的突破，成了一樁懸而未決的積案。”
趙建海如實彙報，他之所以願意說出真相，是因為他知道江一鳴並不喜歡王立林，否則也不會把他分管的刑偵總隊交給呂邦政負責。
當然，他也有私心，當時他堅持三起案件不能併案處理，但王立林強行壓下了他的意見，還把他狠狠批評了一頓，說他“缺乏大局觀”，甚至在王立林當上了副廳長後，直接把他從刑偵總隊調到了邊緣部門，一待就是好幾年。
他心裡一直憋著一口氣，既是對自己專業判斷被否定的不甘，也是對王立林為了個人仕途而犧牲案件真相的憤怒。如今江一鳴既然問起，他自然要把當年被壓下去的話，原原本本地講出來。
短暫的沉默後，江一鳴用堅定的語氣打破了寂靜：“老趙，這起連環殺人案，從今天起，就正式交給你負責重新跟進。我給你半個月的時間，你需要把案子從頭到尾、徹徹底底地重新梳理核查一遍，每一個疑點、每一處矛盾、每一種可能性，都要清晰羅列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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