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列裡訪英這幾日，倫敦從廢墟里長出來的不止是歡呼，還有黃金。
丘吉爾案頭擺著一疊疊經濟報表和安全簡報，每一頁都讓他那張被雪茄燻出細紋的臉多幾分神采。
西區酒店全部爆滿，連地下室改的小旅館都在門口掛出“客滿”的牌子，酒館老闆們把戰時攢下的黑啤酒一桶桶搬出來，杯子還沒放穩就被搶空；百貨商店的經理在電話裡向商務部抱怨，說印有蘇聯紅星和米字旗的紀念圍巾三天就斷貨，他們加印了二十萬條仍不夠賣。
更讓唐寧街意外的是蘇格蘭場傳來的報告，愛爾蘭共和軍過去七十二小時在倫敦及北愛爾蘭地區居然一槍沒放，幾處原本計劃中的破壞活動被無限期推遲。
秘密渠道傳話的人說得隱晦，大意是“既然瓦列裡元帥在倫敦，我們願意給和平一個機會，不在這時候給蘇聯朋友難堪。”
丘吉爾聽完，把雪茄從嘴角取下來在菸灰缸邊磕了三下，眼睛眯成一條縫：“這幫愛爾蘭人真是給我出了道好題。”
他把史密斯爵士叫進辦公室，順手把桌上那疊報告推過去。史密斯爵士翻完，推了推眼鏡，不用開口，丘吉爾已經先說話了：“瓦列裡這人比馬歇爾計劃還管用，他一來，愛爾蘭人不扔炸彈了，倫敦人天天跟過節似的，連我下議院那幫窮追猛打的議員都去街上排隊買紀念章，沒空罵我。阿諾德，你說，這樣的人物，我們不多留他幾天，對得起誰？”
“首相，倫敦的市民大概已經把您這句‘多留幾天’當成口號了，昨天《每日郵報》做了街頭調查，七成受訪者希望瓦列裡元帥至少待到週末再走。白金漢宮前天天有人去獻花，有人把‘請元帥再待三天’寫在紙板上，蘇格蘭和北愛的工商業協會也發來電報，說如果元帥能去格拉斯哥或貝爾法斯特轉一圈，當地經濟會迎來戰後第一波像樣的復甦。”史密斯爵士不緊不慢地彙報，像在宣讀一份早已備好的方案。
丘吉爾站起來在辦公室裡踱了兩步，手指關節在桌面上輕輕叩著。
“斯大林那邊怎麼說。”
史密斯爵士開口道。
“莫斯科已經同意將元帥的返程時間推遲幾天，但前提是不能耽誤紅場閱兵，也就是說，瓦列裡最多還能在倫敦停留七到八天。”
丘吉爾聽完，一手撐著窗臺，望向聖詹姆斯公園方向，嘴角浮起一絲老練的狡黠：“七八天夠做很多事了。不過要讓瓦列裡點頭，不能用外交部的公文，得用民眾的口，你讓人把街頭請願和商會電報整理成一份非正式備忘錄，再讓幾個共回代表帶著民眾簽名去見他，就說倫敦人民捨不得他走，請他看在民眾的份上多留幾天。他這種人，吃軟不吃硬，最受不了老百姓用紅著眼圈求他。”
“我這就去辦，首相。”史密斯爵士點頭，剛要轉身，丘吉爾又叫住他。
“等等。再給北愛方面傳個話，就說倫敦歡迎愛爾蘭朋友繼續安靜幾天。等瓦列裡走了以後，他們愛怎麼吵再怎麼吵，但在這之前，用我的原話，誰要是敢在元帥訪英期間放一顆炸彈，我就讓皇家空軍把他在貝爾法斯特的倉庫全炸了。以暴制暴不是我喜歡的，但該亮肌肉的時候我從不手軟。”
丘吉爾重新坐回皮椅，拿起一根新雪茄咬掉頭，劃了根火柴，橘紅色的光在他臉上跳了跳。他吐出一口煙，慢悠悠地說：“瓦列裡在倫敦一天，倫敦就一天不用聽炸彈，這比二十個步兵營都管用。”
他伸手拿過那疊經濟報表，又翻到零售資料那一頁，像在數自己的選票。
唐寧街十號外，聖詹姆斯公園的梧桐樹正在春風裡抽葉子，遠處隱約能聽見街邊報童在喊：“蘇聯元帥可能多留六天！”買報的人越來越多，幾個婦人湊在報攤前低聲議論，說只要他多留一天，家裡的鋪子就能多賣半箱紀念章。
倫敦的空氣裡，和平有了味道，那是雪茄、威士忌和新油墨混在一起的氣味，也是戰後第一個春天裡，人們拼命想抓住的一點熱鬧。
應該說，倫敦從未在春天裡這樣清醒過。
瓦列裡可能多留六天的訊息像加了酵母的麵糰，讓整座城市在一夜之間膨脹起來，散發出甜膩而亢奮的麥香。
清晨五點半，泰晤士河上的霧還沒散，送奶工的馬車已經走街串巷，比平時多裝了兩倍牛奶。報童抱著印著“元帥或再留六日”的《每日快報》衝上街頭，油墨還沒完全乾透，第一捆報紙就在艦隊街轉角被搶購一空。
賣花女把花攤支到了皮卡迪利廣場，藍風鈴草和紅玫瑰混著康乃馨插在錫皮水桶裡，標價比平時漲了三倍，仍有人整束整束地買走。
一個穿著舊軍大衣的老兵在花攤旁吹口琴，帽子裡落滿了先令和半克朗。
他吹的是《喀秋莎》，吹到高潮處，旁邊一個計程車司機從車窗裡探出腦袋，用濃重的東區口音跟著唱，把歌詞唱成了誰也聽不懂的倫敦腔。
牛津街和攝政街的櫥窗被重新佈置了一遍。百貨公司的經理讓人把印著紅星和米字旗的羊毛圍巾掛滿整個櫥窗，又在門口豎起一塊寫著“歡迎元帥，勝利特惠”的告示牌。
還沒開門，門口已經排了一百多人。家庭主婦們攥著配給簿和幾張攢了很久的英鎊，想給全家人各買一條紀念圍巾。首飾店加班改制了一批銀質小紅星胸針，和伊麗莎白公主胸前那枚是同一家作坊的手藝。櫃檯後的店員戴著白手套，把胸針小心地放進深藍色絲絨盒裡，再用紅緞帶打結。
有位太太一口氣買了六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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