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
謝爾蓋·伊萬諾維奇·科羅廖夫上校站在莫斯科喀山火車站的月臺上,肩上沒掛將星,只拎著一隻半舊的皮箱。
箱子裡裝了兩套換洗的襯衫,一條給母親買的羊毛披肩,還有一套從柏林帶回來的瓷器咖啡杯,那是他去年隨瓦列裡參加完波茨坦會議後,在柏林街頭一家剛要重新開張的舊貨店裡買下的。
他原想再帶些黃油和香腸,可出發前聽說老家梁贊的供應已經恢復,犯不著再往箱子裡塞吃食。
送他的是維克托羅維奇,一個比他大七八歲的莫斯科衛戍區參謀,兩人在總參謀部共事兩年,關係不錯。
維克托羅維奇把兩張車票遞給他時,像忽然想起什麼似的說:“你這次回去,要是見著你那位老母親,代我向她問好 上個月她託人給我寄了瓶蜂蜜,說謝謝我在莫斯科照顧你。我都還沒回禮。”
謝爾蓋接過車票,說了聲好。
他知道母親把自家屋簷下養的幾箱蜜蜂看得很重,能拿一瓶送人,說明她真把他在莫斯科結識的這些同事當成了自家人。
火車搖搖晃晃地走了五個多鐘頭。
到梁贊時,天已經擦黑。
車站很小,兩排木頭長椅被俄式大茶壺的熱氣烘得溼乎乎的。
他走下火車,看見母親伊琳娜·彼得羅夫娜站在出站口的木欄外,裹著一條深藍色頭巾,正踮著腳朝人群裡張望。
謝爾蓋走過去,喊了一聲媽。老婦人轉過臉來,先是一愣,隨即把兩隻手在圍裙上用力擦了一把,才拉下頭巾快步過來。
她沒哭,只把他從上到下打量了一遍:“瘦了。也高了點。”
謝爾蓋笑了笑。
“二十多歲人了,哪還能再長。”
母親也不接話,只幫他把皮箱拎過去,轉身就朝車站外那輛借來的馬車走。
母親在梁贊城郊的院子裡種滿了洋甘菊和幾架子的菜豆。
那幾箱蜜蜂還沒分箱,在院角嗡嗡的叫喚。
謝爾蓋站在院子裡,像把所有硝煙和檔案都隔在矮籬笆外。
夜裡吃飯,母親端上燉土豆和醃黃瓜,又給他切了幾片從鄰居家換來的燻魚。
她坐在旁邊,看著他吃。
問他在莫斯科累不累,又問他部隊裡的事。
謝爾蓋揀些輕快的說,說克里姆林宮裡的燈總亮到很晚,說瓦列裡現在每天要開五場會。
母親聽了,只說了一句:“他忙,你們也跟著忙,但你要記住了,忙可也得吃飯。”
謝爾蓋點頭,把最後一口土豆嚥下。
接下來幾天,他幫母親修了房頂,給蜂箱換了新紗網,又把院子裡的水缸重新用桐油刷過。
梁贊的日子慢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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