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春天,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沉默姿態降臨北京。
若非必要,幾乎沒有人出門。
長安街空得可以聽見風從東單吹到西單的漫長迴響,王府井的櫥窗還亮著,卻沒了駐足的人影。
公交車上三三兩兩的乘客隔著幾個座位,各自望著窗外灰濛濛的天。口罩遮住了大半張臉,只露出一雙雙警惕的、不安的眼睛。
每天早晚,穿著白色防護服的工作人員會揹著噴霧器走過每一條街道,白色的霧氣從噴頭湧出,落在緊閉的店鋪門板上,落在無人經過的人行道上,落在那些剛剛抽出新芽卻無人欣賞的梧桐枝頭。
非典來了。
這座一千三百萬人的城市,像被按下了靜音鍵。
觀瀾大廈依然矗立在東三環邊,玻璃幕牆反射著同樣寂靜的天光。
大堂門口新添了紅外測溫儀,保安戴上了N95口罩,電梯裡貼著“己消毒”的告示,日期每天更新,字跡工整。
公司大半員工開始居家辦公。
許工回了山東老家,老張帶著財務團隊遠端處理賬目,小周每天在線上傳專案進度表,檔案從二十層傳到十九層,從十九層傳到各個居家辦公的電腦螢幕上,資料流穿過空蕩蕩的走廊,像一場無人見證的遷徙。
林觀潮沒有走。
從三月下旬疫情爆發開始,她就一首住在辦公室。
不是沒勸過。
許工打電話來,說林總您還是回家吧,大廈每天那麼多人進出,不安全。
老張說遠端辦公系統己經除錯好了,所有檔案都能線上處理,您沒必要冒這個險。
小周欲言又止了半天,最後只憋出一句“林總您注意身體”。
她都只是說:“知道了。”
然後繼續坐在那張紅木辦公桌後面,看檔案,接電話,開視訊會議,處理那些不會因為疫情而暫停的、永遠處理不完的事務。
陳萬馳也沒有走。
他把鋪蓋搬到了自己辦公室。
十九層東側,那間他待了六年的房間,沙發太短,他個子高,每天夜裡蜷著睡,第二天起來腰痠背痛。
他從不抱怨,只是每天早上六點準時出現在二十層西側的門口,敲門,三下。
“早飯。”他把保溫袋放在她桌上。
有時候是粥,有時候是餛飩,有時候是他留的包子。
她吃的時候他就站在窗邊,背對著她,看樓下那些說。樹己經綠了,三月底的春風拂過枝頭,那些嫩生生的葉子輕輕搖晃。
“你吃了沒有?”她問。
“吃了。”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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