撥打孫地的私人助理電話，私人助理說自己在外面，孫地剛回酒店，應該還沒休息。王小姐就直接聯絡了孫地，孫地讓王小姐過去一趟。於是王小姐就過去了。幾位旁證都證明王小姐說的是實話。
關鍵點在客房發生了什麼事。
孫地：王小姐把材料給我後，就靠近我進行身體接觸解釋報表。自己沒經受誘惑，和王小姐就感情問題深入的探討了一番。事情結束後，王小姐要求百萬，自己拒絕並且推搡了王小姐，王小姐喊救命，自己讓她閉嘴。沒想到警察來了，原本我是打算給點錢了結這件事。
王小姐：材料送到之後，孫地就抱住我，自己掙扎喊救命。孫地壓住我，許諾將自己提升為行政部行政秘書處副主管，最後自己屈服了。
按照法律定義，如果王小姐所說為實情，那麼孫地涉嫌牆尖。在法律上沒有‘右肩’的罪名，右肩的行為屬於牆尖中的一種。
曹雲：“無論是孫地還是王小姐誰說實話，如果沒有驚動隔壁房客，這件事就不會事發。因為警方介入，導致雙方開始維護自己的立場。從利益來說，王小姐沒有必要咬孫地，孫地是有必要咬王小姐的。我們梳理下檢方指控的理由。”
魏君也學曹雲靠躺自己床上，拿著資料道：“前科累犯是一條，還有是警方將王小姐列為嫌疑人，進行審問的時候，王小姐的說詞和第一份筆錄不太一樣。王小姐第一份筆錄稱，孫地突然抱住自己，審問口供為：孫地瀏覽了報表，對一些問題進行詢問，靠得近後孫地摟住自己。警方詢問口供和筆錄不一致，王小姐稱記不太清楚當時的細節，只記得突然被抱住。”
魏君：“要命的口供中一些內容，警方問，假如孫地現在願意私了，將你提拔為主管，你會告他嗎？王小姐回答：不知道。警方問：如果有一定好處，你還是願意的？王小姐回答：每個人都有價格。警方問：你認為應該多少價格。王小姐回答：孫地要私了，最少也得一百萬。”
曹雲驚訝的翻到這份口供，看了一會道：“這是誘供。這份口供就說明，可以用一百萬收買王小姐，反證了孫地的證詞……有意思。”
“怎麼？”
曹雲道：“我覺得兩個人都在撒謊，孫地沒有承諾給王小姐好處，但是孫地應該主動的要求談心。王小姐有幻想，並沒有太多抵抗。還有一些二次審問，三次審問的材料我沒看，我沒有猜錯的話，王小姐在這個問題上會出現很多前後矛盾。這應該才是控方的王牌。呼延屏是中後期才介入，看完王小姐幾次審訊錄影和筆錄記錄後，建議王小姐認罪。另外一面，何英應該和檢方有溝通，受害者孫地不希望把事情鬧大。所以才有了檢控官詢問王小姐是否認罪之說。”
材料是很多的，每次審問時間最少也有半小時。有經驗的警察不會一直圍繞重點去問問題，他們會詢問一些被審問者莫名其妙的問題，中間穿插一些核心問題。這是審訊心理學中的一環，很多嫌疑人在被審問之前，其內心都會進行演練，分析和告誡自己哪些話不能說。
在曹雲說明之下，魏君捨棄了其他材料，專門對幾份審問口供和筆錄進行比較，果不其然發現了很多問題。諸如，警方問，你單獨去年輕男子的房間之前，有沒有考慮過會發生一些事？王小姐筆錄：我相信孫地的為人。口供a：肯定考慮過，反正我不會吃虧。口供b：有些害怕，有些期待，感覺挺刺激的。
警方：你有沒有第一時間推開孫地。
王小姐筆錄：是的。口供a：猶豫了一下，還是推開了。口供b：我力氣太小，沒推動。口供：他直接把我拉倒。
警方：你喊救命是在談心之前，還是談心之後？
王小姐筆錄：談心之前。口供ab：談心之後，他推我。口供：我有喊救命嗎？
魏君：“不對啊曹律師，警方在四分鐘左右到達客房，如果是談心之前喊救命，警察到達時，應該還在談心。”
曹雲想了一會：“也許孫地很快呢？喊救命，談心，結束，爭吵，推搡，警察到達。”
魏君：“一分鐘？”
曹雲道：“鬼知道，反正你就記好，有可能是談心之前，也可能是談心之後。沒說的，站隊控方，以王小姐前科，加上漏洞百出的證詞，可以將王小姐告上法庭。檢控官在法庭上詢問王小姐，在很多重要問題和細節上，王小姐怎麼回答都會違反自己和筆錄和口供。檢方透過來回詢問，導致出現蓋然性證據，王小姐被定罪的可能很大。”
蓋然性證據就是優勢證據累積到一定程度，量變轉為質變。如同葉瀾在機場被誣陷一案，曹雲就是透過詢問，一次次的揭穿誣陷者的謊言。誣陷者謊言越說越多，導致了最終的質變，讓原本處於公正的法官也表明態度，公開表示對誣陷者的證詞和人品持嚴肅懷疑態度。
王小姐處境是一樣的，因為她的口供筆錄在重要細節上幾乎都不一致，上了法庭，王小姐很難抵禦檢方轟炸式的提問。
法理中，刑案證據不足就為無罪，蓋然性證據屬於比較特殊的主觀證據。也是英美法系中，律師會讓被告穿戴整齊的原因，一個乾淨整潔的人總是比較有主觀說服力。
那問題來了，為什麼王小姐的口供和筆錄會出現前後矛盾呢？實際上也比較正常，我撿到一百塊錢，去找失主，我可以光明正大說：我拾金不昧。你要問如果找不到失主，你會留下錢嗎？說實話：會。你希望找到失主嗎？偉光正：希望。自私：希望也不希望，不知道。人的言行經常性的會不一致，理智控制思維，有些事和想法不能表露和表達出來。但是從筆錄轉為審問後，因為環境和壓力的變化，可能導致王小姐思維脫離理智控制，或者理智做出錯誤的判斷。
最重要一點，王小姐沒有在腦海裡將事情經過進行無數次演化，因此她作為受害者，作為嫌疑犯時因為身份不同而想法不同。動態細節上也出現了記憶模糊。不說她記得不記得事發當時情況，她未必能記得筆錄時候自己說了什麼。
核心原因，受害者到嫌疑犯身份的轉變。再伴隨著審問次數的增加，導致王小姐憂慮加深，從而出現了一次筆錄，三次審問口供中存在大量矛盾資訊。
曹雲自認為如果是王小姐的律師，這案可以翻，只是可以，並沒有把握。在這種分析和推論之下，曹雲在十一點下單，站隊控方。他認為控方有足夠證據告王小姐勒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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