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的五一過後三天，共和國為了國內日益增長的工業產量，急需節約能源，便決定正式開始實行夏時制。
於是從5月4日到9月14日，華夏內地新執行的時間就要比正常時間提前一個小時了。
並要求全國人民學習節電節水的必要，早睡早起。
所謂夏時制，又叫經濟時或日光節約時間。
這個概念最早是1784年由美國人本傑明-富蘭克林提出來的。
這個美國發明家兼政客指出，夏天天亮的得早，人們卻還賴在床上十分浪費時間。
如果把時鐘往後調，這將讓夜晚遲些才天黑，會有效延長人們的活動時間。
然而此時的日本，正在發生的事卻和華夏的政策背道而馳。
日本政府反而每天都在為日益下滑的工業生產發愁，苦心積慮想盡辦法希望多耗費一些能源。
要知道，自從進入1986年，日本的實際增長率就從1985年的5.2%下調到2.6%。
而工礦業生產指數則乾脆從1985年的3.4%變成了負增長。
所以日本政府不但用行政手段給日本國內煤水電和汽油都降了價，還儘可能的增加政府投資公共事業專案。
儘可能地在日本的高速公路上多增加一些路燈，在大城市的夜晚多增加一些霓虹閃爍的營業場所。
以此來應對廣場協議簽訂後，日元急速升值給日本出口產業和實體經濟造成的“升值性蕭條”。
同樣為此，日本的大型企業為了對沖本幣升值的風險，也本能地加大了在海外的直接投資。
他們揮舞著購買力越來越強的日元，不但在美國和西方諸國一擲千金進行商業併購。
同時也為以共和國為代表的亞洲新型發展中國家提供低息貸款，投資建廠。
所以說起來最有意思的事，恰恰就是中日兩個國家此時呈現出的窮與富的極端對比，興與衰的反向而行了。
只可惜無論華夏還是日本，此時並沒有人能從中看到兩國國運對調的大趨勢。
也沒人會提前知道，這其實就是兩個國家命運轉折的一道時間分界線。
事實上，甚至就連寧衛民也不能。
雖然他是個穿越者，天生有別人不具備的優勢條件，知道未來是什麼樣子的。
只可惜他的關注方向只在自己的投機生意，成天琢磨的都是怎麼從經濟泡沫中為自己多撈點好處，對日本的未來只記住結果就夠了。
他哪兒有心思去琢磨什麼國運大勢，研究這場泡沫經濟的成因和過程？
說白了還是個人的侷限，格局還不夠。
但不能否認的是，寧衛民卻絕對是當代最幸運的一個人。
雖然他對日本的泡沫經濟只瞭解個大概其，重操作，輕理論，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可他所掌握的東西對於他撈錢的目的已經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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