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的年底,對於京城許多普通百姓而言,空氣裡同樣飄著股讓人心裡發慌的“緊”勁兒。
儘管共和國不像日本,並沒有什麼經濟泡沫被刺破,但不少靠鐵飯碗吃飯的人依然活得並不踏實。
他們肩膀上所承擔的生活壓力,其實並不見得比活在東京的日本民眾輕鬆。
不為別的,就因為市場經濟的風接連吹了好幾年,越來越多國營單位因為受不了這股風,已經到了倒閉的邊緣。
紡織廠的布堆在倉庫裡落灰,機器轉得越來越慢。
五金廠的扳手錘子,燈泡廠的燈泡,暖瓶廠的暖瓶,毛巾廠的毛巾……統統沒人要,這些廠子的工人們開始輪崗在家歇著。
就連原先門庭若市的國營飯館,也變得冷冷清清。
原因只有一個——菜味兒一成不變,服務員臉比鍋底還沉,顧客早被衚衕口個體戶的小館子搶光了。
更讓京城人心裡發慌的的是,越來越多的農民工湧進了城,給京城人帶來方便的同時,也搶佔了越來越多的賺錢機會。
衚衕口的早點鋪,原先就只有國營的,後來自打有了賣油條的私人小販,賣餛飩的、賣包子的,賣煎餅的就都出現了。
現在早上那叫一個熱鬧,隔三步就有個私人的早點攤點,吆喝聲比誰都亮。
還有許多衚衕口那些補鞋、磨刀的,清一色也換成了外鄉口音,價格壓得極低。
這還不算,醫院、學校的勤雜工,工廠的搬運工,甚至居民樓的看門人,都換成了肯吃苦、工錢少的外鄉人。
京城市民在不知不覺中,就漸漸喪失了這些原本屬於他們的工作機會和營生。
結果就弄成現在這樣,京城人做點小買賣競爭不過人家外地的,上班的要麼減薪要麼待崗。
說一千道一萬,京城人攥著錢過日子,把一分錢掰成八瓣花的滋味,比數九寒天的冷風還刺骨。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萬事無絕對,就在這人人都盼著“開年手裡能多少活泛點兒”的時候,寧衛民從日本寄來的訂單,像一把火,燒暖了和他有關聯的許多人的心。
這排在第一位的關照物件,就是他戶口所在地,也是他這輩子最早起家的地方。
1990年,月份牌上的後一天,週一。
這一天一大早,煤市街街道辦李主任辦公室的大門就被風風火火而來的邊大媽給“咚咚咚”的敲開了。
饒是煤爐燒得正旺,爐子上的開水壺噗噗的冒著熱乎氣,可架不住邊大媽把外面的寒風放了進來,小刀子似的往屋裡鑽。
這瞬間就讓屋裡的溫度驟降,也讓原本正在美滋滋看著報紙的李主任打了個哆嗦,下意識的趕緊去拿自己的搪瓷缸子捂手。
但與寒冷溫度形成巨大反差的卻是邊大媽的精神頭和她帶來的喜訊。
別看老太太裹著一身寒氣,棉帽子上還沾著點雪星子,可她完全稱得上容光煥發,神采奕奕。
別說頭髮梢都帶上了喜氣兒,連臉上的褶子都笑開了花。
一進來也不說別的,手裡攥著張皺巴巴的檔案紙,“啪”地一聲拍在李主任的辦公桌上。
“大主任!給您報喜來啦!衛民那孩子從日本給咱街道工藝品廠下了大訂單,整整五十萬!幹好了,利潤至少三十萬,而且真要乾的話,一半的貨趕在年前就能完工,咱這年就妥了。”
就這一聲,李主任什麼都顧不得了,就跟吃了興奮劑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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