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份記錄都附有清晰的現場照片、搶救記錄和初步屍檢結論。
唯一與‘窒息’存在關聯的，只有兩起。
徐法醫將這兩份檔案單獨調出來，反覆核對了好幾遍：
案例A——女性，24歲，哮喘急性發作，救護車抵達時已停止呼吸。
案例B——女性，31歲，食物吸入性窒息，現場心肺復甦無效。
這兩例窒息死亡都發生在救護車抵達前，嚴格來說並不屬於‘院前急救死亡’的統計範疇。
而且，性別也對不上。
徐法醫向後靠進椅背，思緒卡在檔案資料的死衚衕裡。
就在他幾乎要懷疑‘救護車’這條線索本身是否出了錯時，旁邊伸過來一隻握著手機的手——
螢幕亮著，上面是剛敲出來的一行字：“王隊問，我們這邊還需要多久？”
徐法醫接過手機，指尖懸停片刻，最終在輸入框裡打上了七個字，“至少兩小時，儘快。”
將手機遞還給張文，徐法醫目光又定在了電腦螢幕深處。
聽見鳴笛即代表被死亡標記——這點已經是鐵板釘釘的事實。
所以，鏈條必然扣在救護車這一環上。
可為什麼查不到相關的檔案？
這個問題撬動了徐法醫先前所有的假設邊界，一個與死亡打慣了交道的人，本能地開始倒推。
他手指懸在鍵盤上方，某種直覺開始順著脊椎緩慢上爬——
也許……不是檔案沒有記錄，而是記錄的方式，從一開始就脫離了他們的篩查框架。
如果救護車上的那名‘受害者’不是‘病人’，會怎麼樣？！！
這個念頭落下的瞬間，徐法醫的眼神驟然聚焦。
救護車上除了醫護人員和病患之外，還可能有什麼人？
答案秒出——
家屬！
隨車陪同的家屬，若是因突發狀況在車上死亡，那麼檔案會怎麼記錄？
大機率會被歸入‘隨行人員突發意外’，草草塞進附屬事件的備註欄，甚至可能被直接歸檔到普通公民的非正常死亡類別中。
而這，恰恰是他們篩查至此最大的盲區。
徐法醫猛地坐直身體，重新調出系統介面，手指在鍵盤上敲擊的節奏快了一倍。
他直接切入事件日誌，在篩選條件中鍵入了新的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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