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試案首的榮耀，如同一陣和煦的春風，吹拂過張家每一個人的心田。
那份巨大的喜悅與自豪，並未持續太久，便被接踵而至的、關於府試的沉甸甸的壓力所取代。
張小山自己，更是深知此番榮耀加身，既是肯定，更是鞭策。
他不敢有絲毫的懈怠與驕傲。
在短暫地與家人分享了成功的喜悅之後，便以更勝往昔的專注與刻苦，投入到了新一輪更為艱辛的備考之中。
周先生對這位得意門生的期望，也隨著那張案首的喜報，而水漲船高。
他將自己畢生所學，以及對科舉應試之道的理解，毫無保留地傾囊相授。
府試，與縣試相比，其難度與深度，不可同日而語。
縣試尚且偏重於對經文的熟悉與記誦，以及基礎的文字表達能力。
而府試，則開始真正涉及到“經世致用”的層面。
不僅要求考生對《四書五經》的理解更加深刻透徹，能闡發微言大義。
更開始側重於策論的寫作，要求考生能就某些具體的時政問題或歷史現象，提出自己的見解和對策。
此外，對於制藝時文，也就是後世所稱的“八股文”，其格式要求也變得更加嚴格和規範。
起承轉合，破題冒題，每一個環節都有其固定的法度，不容絲毫逾越。
這些，對於年僅十七歲、此前主要沉浸在經義背誦和初步策論練習中的小山來說，無疑是全新的、巨大的挑戰。
周先生的書房，幾乎成了小山的第二個家。
周先生的教導，也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嚴厲和細緻。
他不再滿足於小山對經文的簡單背誦和字面理解。
而是會反覆詰問，逼迫小山進行更深層次的思考。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此言，其本意何在？”
“置於當今之世，又當如何解讀？為政者當如何取捨？”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何為明德？何以親民？如何方能止於至善？”
“你且細細思之，明日作一短論與我。”
對於制藝時文的練習，周先生更是要求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
從破題的立意是否精準，到承題的過渡是否自然。
從起講的開闔是否有力，到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的每一處行文，是否都合乎規範，有無冗餘之言，有無偏頗之論。
他都會逐字逐句地進行批改和講解。
小山常常會因為一個字用得不妥，或者一句話的轉承不夠圓熟，而被先生反覆要求修改，甚至重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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