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那頭，夫人的語氣從起初的“又要花錢”變成“是上杉先生啊那應該的”。
家庭內部危機，順利解除。
田中老登的家庭還是日式的傳統家庭，丈夫每個月所有收入全部上交，然後妻子再從他一個月30多萬日元中返3萬給他當做零用錢和應酬錢，應該說是老一代日本家庭主婦管賬處理家庭收支的信用是經歷了至少兩代人數十年才建立起來的。
但毀掉這個信用可能只需要10年，現在最年輕一代的日本男性已經不相信把錢交給妻子她們能管好賬了甚至他們壓根就不想結婚。
不過就在田中老登享受著這一刻的時候。
下午四時二十分，豐島區，某高階公寓。
客廳裡很安靜。
窗外的冬日陽光已經偏西，在淺灰色的地毯上投下斜長的光影。
鈴木健一坐在自家客廳的沙發上。
這位中年男人四十七歲，職業是會計師，常年與數字打交道的習慣讓他即便在情緒激動時也保持著某種刻入骨子裡的剋制一但此刻，他那雙交握在膝前的手，指節泛著白。
對面沙發上坐著兩位身著深色西裝的中年男子。
年長些的那位剛剛出示了證件一一警視廳警務部監察官，木下。
年輕些的是他的同事，岸本巡查部長。
茶几中央，一支小型錄音裝置的紅色指示燈正在微弱地閃鑠。
“鈴木先生，”木下監察官的聲音平穩而客氣：“感謝您今天抽出時間。您向警視廳提交的投訴材料我們已經收到，今天是想當面聽您陳述情況。”
鈴木健一抬起眼簾，滿懷著不信任。
“情況？”他的聲音不高，卻帶著一種壓抑已久的重量：“情況很簡單一一我父親留下的錢，被人偷了。而偷錢的人，就在你們警隊裡！”
這是非常嚴重的指控，木下監察官的眉毛微微一動，但沒有接話，只是做了一個“請繼續”的手勢。鈴木健一深吸一口氣，開始說。
“我父親叫鈴木忠夫，今年七十八歲，一個人住在文京區大琢的公寓裡。”
他的聲音平穩，但每一個字都象在用力。
“他是那種老派人。不喜歡麻煩別人，也不喜歡跟人走得太近。我成家之後，搬到了豐島區，離他也就二十分鐘車程，但我們也不是天天見面。一個月打一兩次電話，逢年過節帶著老婆孩子去看看他，吃頓飯，坐一坐，就回來了。”
他頓了頓。
“二月初，我接到電話一一公寓管理員打來的。說隔壁有人投訴聞到異味，管理員上門沒人應，報警之後才發現”
他的聲音卡了一下。
“發現他已經走了。一個人在屋裡，躺了十幾天。”
岸本巡查部長的筆在本子上輕輕劃過，沒有抬頭。
鈴木健一用力嚥了一下，繼續說。
“後事是我處理的。火化、納骨、收拾遺物，一樣一樣來。他那些年攢下的東西不多，幾件舊傢俱，一些老照片，還有一個小小的佛龕一一那是他和我媽結婚時候買的，我媽走了之後，他每天早晚都要上炷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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