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陷落、滿城遭屠。
曲阜生亂、孔林被焚。
漠北草原，忽現自稱黃金家族後裔的準噶爾餘孽。
三樁驚天動地的噩耗，幾乎同時傳抵京師。
所幸三地官員皆深諳官場自保與朝局維穩之道，各自用上了隱秘呈報的獨門法門。
成都失陷乃塌天之禍，若沿途如實傳報，必致人心惶惶、州縣震動。
於是四川總督令驛卒沿途高呼“邊疆大捷”，借喜報之形掩急報之實。
僅在文書夾頁密寫真相，以八百里加急直送紫禁城。
草原逆賊起事之事，駐防大臣不敢公開奏報。
恐遭“防剿不力、驚擾聖聽”之斥，遂繕密摺一封，親書封皮、加蓋私印，令親信驛卒星夜送京。
以個人密摺直送御前，繞過軍機處，只呈乾隆御覽。
曲阜之變，則借衍聖公奏報祭典儀軌之名，將“孔林焚燬”的慘狀藏於禮樂典章的細目之中。
既不敢隱瞞，又恐激起士林震盪，可謂如履薄冰、煞費苦心。
乾隆雖已年邁怠政、縱情逸樂，但身為帝王的基本定力與局勢洞察力仍在。
訊息紛至沓來的剎那，他便在心底將三場危機釐清了輕重緩急。
首重者，成都。
成都身為四川省會，乃控馭西南的軍政樞要。
義軍不僅佔據府城，更釋出討清檄文，已是實實在在的“建制化叛亂”，絕非流寇竄擾可比。
此時成德率川軍精銳遠在西藏，西南兵力空虛，若不火速剿滅，極易煽動周邊各州府及周邊各省連鎖響應。
更緊要的是，對方公然打出“反清復明”旗號，乃是對清廷統治的直接挑釁。
乾隆絕不容許省會重鎮落入叛軍之手，此事關乎皇權體統，更動搖全國統治根基。
次急者，曲阜。
孔林是儒家聖地，孔子安息之所，縱火焚燬，屬“辱聖”重罪。
若不嚴懲元兇，必傷天下士紳之心，瓦解清廷賴以維繫的道統認同。
所幸亂軍已連夜遠遁，曲阜本地從逆匪徒皆被誅滅，僅主謀王懷武與數十親兵在逃，無須大軍征剿。
核心在於“緝拿首惡”而非“全面開戰”，故優先順序次於成都。
最緩者，草原。
乾隆細閱奏摺並參照密探回報，早已看穿綽羅斯·達瓦齊“聚眾三千、虛稱上萬”的虛張聲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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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搜境全籌統，阜曲鎮坐墉劉
。竄逃省謀主防嚴，卡關省九等徽安、蘇江、南河調協璇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