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桂蘭坐在老屋的門檻上,深秋的風從巷口灌進來,冷得她縮了縮脖子。對面的老槐樹葉子快掉光了,光禿禿的枝丫戳在灰濛濛的天上,像乾枯的手指。她裹緊了身上那件洗得發白的棉襖,忽然想起這件棉襖是兒媳李秀芬三年前給她做的,那時候她嫌顏色老氣,扔在櫃子裡大半年沒穿。如今翻出來,倒成了最暖和的衣裳。
巷口有人走過,是隔壁的陳婆子,推著輪椅上的老伴慢慢往街心公園去。陳婆子遠遠看見她,揚聲喊了句:“桂蘭,去不去曬太陽?”王桂蘭張了張嘴,還沒應聲,陳婆子已經擺擺手走了,大約是嫌她走得慢,等不起。
她確實是走得慢了。去年冬天摔了一跤,胯骨使不上勁,從屋裡到院門這十幾步路,她要扶著牆歇兩回。兒子張建國在城裡開大貨車,一個月回來一趟,每次都是半夜到家,天不亮又走了,有時候連句話都說不上。她有時候想給兒子打個電話,掏出那個老年機,按了半天,螢幕上那行字總也看不太清。好不容易打通了,那邊轟隆隆的引擎聲裡,張建國的聲音像是從很遠的地方飄過來:“媽,我這忙著呢,過兩天就回。”這個“過兩天”,有時候是十天,有時候是半個月。
她已經不指望什麼了。人老了,就像那棵老槐樹,葉子一片片落,枝丫一根根枯,等到哪天風大了,連根拔起,也就那麼回事。只是有時候夜深人靜,聽著牆角的蛐蛐叫,她會忽然想起一些事情,想起那些年,想起李秀芬。
她第一次見李秀芬,是十五年前的春天。那時候張建國二十六歲,在鎮上的磚瓦廠搬磚,一個月掙一千二百塊錢,倒也攢下了一些。他騎摩托車帶著李秀芬回來的時候,王桂蘭正在院子裡餵雞。她抬頭一看,就看見一個瘦瘦高高的姑娘從後座下來,穿一件碎花裙子,扎著馬尾辮,臉上帶著怯生生的笑,喊了她一聲:“阿姨好。”
王桂蘭當時沒應聲,上下打量了她好幾眼。這姑娘長得不算出挑,臉盤子有點大,皮膚黑,一看就是鄉下種地的出身。她後來私下跟張建國說:“你就找這樣的?”張建國悶著頭說:“秀芬人好。”王桂蘭哼了一聲:“人好能當飯吃?隔壁老陳家的媳婦,孃家陪嫁了一輛小轎車,你找的這個,能給什麼?”張建國不吭聲了,但婚事還是照辦。
婚禮辦得寒磣,就在院子裡擺了六桌酒席,請的是本家的親戚和左鄰右舍。王桂蘭摳門,連鞭炮都沒買整掛的,找東家西家湊了幾掛小鞭炮,噼裡啪啦響了幾聲就沒了。李秀芬的孃家來了七八個人,她爹是個老實巴交的莊稼漢,穿著壓箱底的中山裝,袖口磨出了白邊,坐在席上話都不敢多說。她媽倒是個潑辣的,拉著王桂蘭的手說:“親家母,秀芬這孩子心實,以後有什麼做得不對的地方,你多擔待。”王桂蘭嘴上應著好,心裡想的卻是:擔待什麼擔待,到了我家,就得守我家的規矩。
李秀芬嫁進來的頭一個月,王桂蘭就給她立了規矩。早上五點起來燒水做飯,掃地洗衣,餵雞餵豬,一刻不得閒。王桂蘭自己倒是睡到七點多才起,起來還要挑剔:“這粥熬得太稠了,費米。”“這地掃的什麼玩意兒,牆角還有灰。”“衣裳洗了沒?你公公的襪子攢了五雙了,也不知道主動洗。”李秀芬起初還辯解兩句,說粥稠是因為多加了半瓢水,地掃了但是風把灰吹進來了,後來就不吭聲了,埋頭做事,臉上那點怯生生的笑慢慢就沒了。
張建國在磚瓦廠上班,早出晚歸,家裡的事不大管。他偶爾聽見王桂蘭數落李秀芬,會在旁邊說一句:“媽,行了。”但也就這一句,多的沒有。他從小怕他媽,王桂蘭在這個家裡說一不二,連他爹張德厚都得讓著三分。張德厚是個悶葫蘆,在家裡沒什麼存在感,白天在地裡幹活,晚上回來吃了飯就睡覺,老婆和兒媳之間的那些彎彎繞繞,他裝看不見,也確實是看不見。
李秀芬懷孕那年,家裡的氣氛稍微緩和了一些。王桂蘭嘴上不說,心裡還是盼孫子的,那幾個月對李秀芬的態度好了些,飯菜里舍得放油了,偶爾還燉個雞。李秀芬以為日子就要好起來了,心裡又重新長出了那點笑模樣。她摸著肚子跟張建國說:“等孩子生了,咱媽肯定會幫我帶的。”張建國點點頭,沒說話。
孩子生下來那天,王桂蘭的臉黑得像鍋底。是個女孩。
她在產房外面聽護士說是女孩的時候,轉身就走了,連病房都沒進。李秀芬從產房出來,虛得臉色慘白,想喝口水,床頭櫃上空空蕩蕩,連個暖瓶都沒有。隔壁床的產婦讓她老公幫忙倒了杯水,她喝下去的時候,眼淚掉進了杯子裡。
月子裡,王桂蘭沒給她做過一頓像樣的飯。頭幾天是白水煮掛麵,連個雞蛋都不臥,後來李秀芬實在沒奶水,張建國跟他媽說了,王桂蘭才勉強買了只老母雞,燉了湯端過去,嘴上還不饒人:“生個丫頭片子,還有臉喝雞湯。”李秀芬端著碗的手抖了一下,湯灑了一點在手上,燙得她縮了回去,但她沒哭,把那碗湯一口一口喝完了。
她出了月子就下地幹活了,孩子用揹帶綁在背上,彎著腰在地裡拔草。王桂蘭坐在樹蔭底下扇扇子,看著她忙活,時不時還要指點兩句:“那塊地的草沒拔乾淨。”“你看你,把孩子勒得臉都紫了。”李秀芬不接話,汗水順著脖子往下淌,後背溼了一大片,孩子在她背上哭,她哄不了,只能加快手裡的動作,想著早點幹完早點回去餵奶。
孩子半歲的時候,張建國覺得在磚瓦廠掙得太少,跟李秀芬商量去城裡開大貨車。李秀芬說:“你去吧,我在家照顧孩子和老人。”張建國握了握她的手,說:“辛苦你了。”就這一句話,李秀芬記了很多年。
張建國走後,王桂蘭的脾氣更大了。她覺得李秀芬一個人在家吃閒飯,橫豎看不順眼。早上起晚了要罵,飯做多了要罵,孩子哭鬧吵了她午覺更要罵。李秀芬有時候想跟張建國打個電話說兩句,王桂蘭就在旁邊聽著,聽完了還要說:“告狀呢?你跟他說了有什麼用?他在外面掙錢不容易,你別拿這些破事煩他。”李秀芬慢慢就不打了。
孩子一歲的時候,李秀芬想出去打工。她孃家那邊有個表姐在城裡的製衣廠上班,說一個月能掙三千多,問她去不去。她心動了,跟王桂蘭商量,王桂蘭一口回絕:“你走了孩子誰帶?我這個老婆子給你當保姆?”李秀芬說:“媽,孩子可以送託兒所,我掙了錢每個月給您寄生活費。”王桂蘭冷笑一聲:“寄生活費?你掙的那點錢夠幹什麼的?建國一個月給我兩千塊,你能給多少?再說了,一個農村婦女,出去拋頭露面,丟不丟人?”李秀芬沒再提這事,但心裡那根刺扎得更深了。
日子就這麼一天天熬著。孩子三歲上了幼兒園,李秀芬總算有了半天空閒,她在鎮上找了個餐館洗碗的活,早上把孩子送去幼兒園,就去餐館幹活,下午四點接了孩子回家做飯。一個月八百塊錢,她攢了大半年,給自己買了一雙新鞋,給王桂蘭買了一件外套。王桂蘭接過外套看了一眼,說:“這顏色老氣,你自己穿吧。”李秀芬說:“媽,這是照著您喜歡的顏色買的。”王桂蘭把外套往沙發上一扔:“我說不要就不要,你留著給你媽穿。”李秀芬站在那裡,嘴唇動了動,最後什麼都沒說,把那件外套收進了櫃子裡。
後來她真的把那件外套拿回了孃家,她媽穿上正合適,高興得合不攏嘴,逢人就說閨女給買的。李秀芬看著母親的笑臉,心裡酸得說不出話。
張建國一年到頭回不了幾次家,每次回來待個兩三天就走。他在外面有了別的女人,李秀芬是最後一個知道的。還是鎮上那個餐館的老闆娘跟她說的:“你家建國在外面有人了,你不知道?”李秀芬愣了一下,然後繼續洗碗,說:“知道又怎麼樣?離了婚我帶著孩子去哪兒?”老闆娘嘆了口氣,沒再說什麼。
那天晚上李秀芬沒睡著,躺在那張吱吱嘎嘎的木板床上,聽著隔壁房間王桂蘭的呼嚕聲,想著自己這七年到底圖什麼。嫁過來的時候她才二十一歲,滿心以為嫁了人就有了家,後來才明白,她在這個家裡永遠是個外人。公公當她是空氣,婆婆當她是傭人,丈夫當她是擺設。她想過走,可是能走到哪裡去?回孃家?她爹已經沒了,她媽住在哥嫂家,自己都是看人臉色過活,哪能再添一張嘴?
第二天早上她還是五點就起了,燒水做飯,掃地餵雞,一切照舊。王桂蘭起來的時候,看見她腫著眼睛在灶臺前忙活,罵了一句:“昨天晚上哭什麼哭?大半夜的嚎喪,還讓不讓人睡了?”李秀芬沒吭聲,把粥端到桌上,轉身去叫孩子起床。
日子還是要過。不為了別的,就為了孩子。
孩子上小學那年,家裡出了件大事。張德厚在地裡幹活的時候突然倒下了,送到醫院說是腦溢血,在重症監護室躺了七天,花了好幾萬塊錢,最後還是沒救過來。王桂蘭哭得死去活來,抓著李秀芬的手說:“你爸走了,這個家就剩咱們了。”李秀芬被她抓得手疼,心裡卻沒什麼感覺,只是機械地點頭。
張德厚下葬後,王桂蘭像變了一個人。不是變好了,是變得更壞了。她以前是把李秀芬當外人,現在是把她當仇人。大概是丈夫的突然離世讓她覺得這世上沒什麼可依靠的了,唯一的兒子又不在身邊,她把所有的恐懼和不安都化成了對兒媳的刁難。李秀芬做什麼都是錯的,站著是錯的,坐著也是錯的,連喘氣都是錯的。
最讓李秀芬寒心的是孩子生病那次。那年冬天孩子發高燒,燒到四十度,李秀芬急得不行,讓王桂蘭幫忙照看一下,她去村口叫車。王桂蘭說:“你去吧,孩子我看著。”等李秀芬叫了車回來,發現王桂蘭在屋裡看電視,孩子一個人躺在床上,燒得直抽搐。她抱起孩子就往車上跑,到了醫院醫生說再晚來半小時孩子就危險了。李秀芬守在病床前,看著女兒蒼白的小臉,第一次生出了恨意。她恨王桂蘭,也恨張建國,更恨自己,恨自己為什麼這麼懦弱,為什麼這麼多年都不敢反抗。
孩子出院後,李秀芬做了一個決定。她給張建國打了個電話,說:“我要出去打工,孩子我帶在身邊,你要是不答應,咱們就離婚。”張建國在電話那頭沉默了很久,說:“你想去哪?”李秀芬說:“去你那個城市。”張建國又沉默了,李秀芬知道他為什麼沉默,他在那個城市有別的女人,她去了,他的日子就不自在了。但李秀芬不在乎了,她帶著孩子坐上了去城裡的火車,王桂蘭站在院門口罵了一整天,罵她是個喪門星,罵她拐走了張家唯一的血脈。
李秀芬到了城裡,才知道張建國在外面住的是合租房,一間屋子裡住了四個大貨車司機,連個站腳的地方都沒有。她沒說什麼,在城中村租了一間隔斷房,一個月六百塊錢,把孩子送進了附近的民工子弟學校。她在一家家政公司找到了工作,給人家打掃衛生、帶孩子,一個月能掙四千多塊錢。張建國隔三差五來看她們,有時候帶著吃的用的來,有時候空著手來,李秀芬不指望他什麼了,能自己養活自己和孩子,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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