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完戚繼光的書信後，便找來了幕僚回信一封。
信中，他先是表達了對老友身體的關切，祝願他早日康復，一路順風。
然後，筆鋒一轉：“……聞兄欲歸，心實有不捨。然兄體既違和，自當還鄉頤養，此正人臣之福，亦陛下體恤之恩也。陳璘那小子，是塊好料，兄舉薦得人，陛下必允。”
“惟願兄歸程之時，能繞道九州，至熊本一敘。你我兄弟，並肩征戰多年，跨海以來，雖各鎮一方，然聲氣相連。此番一別，恐……後會無期矣。當浮一大白，以盡昔日之情！”
李成梁知道，戚繼光這一走，兩人這輩子很可能就再也見不到了。
這頓飯，或許就是最後的告別。
能到幕僚寫完，李成梁先是過目了一番，而後開口說道：“八百里加急，送往京都，務必親手交到戚帥手中。”
與戚繼光在本州推行的、帶有一定“流官”色彩和利用舊有武士階層的複雜統治不同，李成梁在九州的統治模式更為簡單、粗暴，也更具有軍事殖民的典型特徵。
農莊化管理，集體化生產……
這是九州統治最核心的特點。
大明徵服九州初期，戰亂導致人口銳減，土地荒蕪。
李成梁憑藉其強大的軍事控制力，強力推行了“農莊制”。
將原本散居的倭國百姓強行遷移到指定的、易於管理的“屯墾點”或“農莊”集中居住，四周設立柵欄或圍牆，實行嚴格的出入管理。
所有勞動力被編成生產隊，在明軍士兵或朝鮮監工的看守下，集體前往指定田地勞作，種植水稻、小麥等作物。
收穫的糧食絕大部分上繳作為軍糧和賦稅，只留下極少部分維持農莊居民的基本生存。
生活物資也由鎮守府統一調配、定量發放。
這種模式最大限度地剝奪了倭國農民的生產剩餘和人身自由，將他們變成了純粹的勞動工具，既能高效地為駐軍提供糧食，又能徹底瓦解其反抗的社會基礎，防止他們支援山中的反抗勢力。
而統治九州的班底。
就是朝陽省班底。
征服九州後，這些朝鮮籍軍官和士兵成為了他統治九州的重要依靠力量。
相比本州大量使用“倭協軍”，李成梁更信任跟他從朝鮮過來的“朝陽省”子弟兵。
這些人在語言、文化上更接近大明，且對李成梁個人忠誠度較高。
許多朝鮮籍軍官被任命為各地“農莊”的管理者、基層據點的守備，或者協同軍的監軍、中層指揮官。
對九州的倭國百姓更強硬，更直接。
九州也有倭國協同軍，但規模和受信任程度遠不如本州。
對倭國本土文化的打壓更為徹底，強制推行漢化政策的力度更大，反抗的代價也更高。
任何被視為“懷戀舊主”的行為都可能招致殘酷鎮壓……甚至到了現在，想想都犯罪……
李成梁已經開始嘗試從朝陽省少量移民至九州，填充因戰爭減少的人口，並作為更可靠的統治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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