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著AMS公司首先研製DRAM晶片的例子，李毅安說道：
“在矽谷有很多這樣的初創企業，他們或者規模不大，甚至不在產業聯盟之內，但是，他們總有很多發展創新，在積體電路的製造上，我們需要大型的產業龍頭，但是在設計上，我們需要眾多的初創企業，我們需要的技術上的活力，而不是一味的扶持產業龍頭，甚至縱容其吞併小企業。”
李毅安之所以會提到這一點，實際上是因為日本給予的啟示。
在另一個世界，日本就是大企業與政府組成產業聯盟，透過行業的全力合作，讓日本的積體電路產業取得非常大的成就。
在70年代末的幾年內，日本將年GDP的千分之三或者財政收入的百分之零點二五左右的資金投入到積體電路的研究製造之中，其中的40%都來自於政府產業政策的補助。
這也就是為什麼日本晶片產業能在八零年代超越美國，全球無人能出其右的原因。
巔峰期日本儲存晶片全球佔比達到80%，可謂是遙遙領先。八零年代末，日本晶片企業全球市佔率53%，而美國只有37%。
後來那場海灣戰爭中，美國利用高科技電子裝置對伊拉克精準打擊，當時日本企業家曾放言：如果沒有日本的半導體晶片支援，美國打不贏這場海灣戰爭。
因為，美國的飛機、導彈、雷達等武器中都有日本的晶片。
日本不僅強於晶片的製造與設計，在製造裝置上也是遙遙領先的，當時最強的光刻機來自於日本的尼康與佳能公司，技術甚至超過了美國光刻裝置鼻祖企業GCA、Perkin-Elmer。
從這一點上來說，現在的SEA與日本是極其相似的，都是靠著政府的高度重視，透過產業政策推動行業發展。
但是行至巔峰後，日本晶片的衰敗週期即將開啟。這並不僅僅只是因為美國的打壓，很多人都將日本晶片業衰退歸於美國的打壓，可事實上，日本晶片業從一開始就帶著“心臟病”——行業研究高度統一，缺少技術創新。
日本的晶片產業發達是建立在從美國引進技術的基礎上的，他們自身的技術創新更多的是在生產製造領域，而不是晶片的架構等領域。
也就是說當時日本更多的是個晶片製造強國，並不是晶片強國。
“大樹底下無豐草，”
李毅安將報告合上，然後說道：
“我們需要的一個充滿活力的晶片產業，而不是一個被幾家大公司左右的企業，任何大企業都不可避免的有大企業病，這種企業病就是僵化，其活力遠遠不如初創企業，但是大企業又有其優勢——技術雄厚，這又是初創企業不具備的。
就像AMS公司設計的DRAM晶片，就存在著一些工藝上的問題。後來是國際電子解決的那些工藝問題。
所以，我們需要考慮的是如何把兩者的優勢結合在一起，而不是一味的扶持大企業。”
雖然知道閣下說的很有道理，但趙佩琦仍然說道：
“閣下，這並不容易，初創企業魚龍混雜，我們很難做出準確的判斷。”
李毅安笑著說道：
“這很簡單讓市場幫助我們做出判斷。”
隨後他又接著說道：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不去扶持我們的大企業，我們可以向他們提供資金，推動他們進行基礎技術的研究，當然那還有一些前沿領域的研究，比如新型的晶片材料以及新型的製造技術，這些都是小企業無法負擔的研究，這同樣也是他們的優勢。”
有些事記起來很簡單，但實際是操作的時候總會面對一些問題。不過，對於李毅安來說，他所需要的就是指明一個方向而已，至於具體的操作當然是由那些事務官們去負責了。
“是的，閣下，”
趙佩琦深以為然的點頭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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